“祖传秘方”的传说

儿时生长在山西的乡间，免不了要受伤，或是磕破了，或是瘀血了，更有甚者连日不消化，有时还会发起高烧。每当这时，奶奶就忙着走街串巷看看有没有叫卖的神奇药丸。看到了就不禁欣喜，说道：“那是祖传秘方，很管用的。”说也奇怪，黑黑的小丸，吃在肚子里，居然没多久我的身体就壮实起来。那时就知道，“祖传秘方”，很神！也隐隐地感觉到那些卖药人的祖先很厉害。

那年，外婆得了中风病，家里采用针灸、按摩还有中药慢慢治疗，可是也不见太好的效果。最后还是求助于“祖传秘方”，从省城寄回来很多封着蜡的大药丸，服用到最后，慈祥的外婆还是离开了人世。至此，我对“祖传秘方”怀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1996年，我来到了北京，走进了中医的殿堂，突然发现图书馆里有更多的“秘方”，但大多数是现代人编的，这到底这算不算祖传的呢？后来我渐渐发现“祖传秘方”中很多药物和中药书、方剂书上的有些相似之处。“神秘的面纱”悄悄被撩起了一角。直到有一天，白发苍苍的医古文老师引用孙思邈感慨的一句话时，多年提着的心，才开始松落——“江南诸师秘仲景方而不传”哦，当年就连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都成了秘方。原来秘方只是由于秘而不传才成为秘方，并不是都像鲁迅说的那样，都要成对的蟋蟀还有什么无根之水。如此说来，这秘方确实可能是有效的。

祖传秘方

中国古人对于传承总有关于性别和宗族的考虑，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医家似乎也不例外。祖宗的医术是高明的，可是到了后来难免有些不肖子孙，得不到祖辈的医术，仅仅传下来方子，为了不丢饭碗，也不外传，于是就成了“祖传”的秘方。失去了灵活的应用，或效或不效，加上不明就里，方子更加由“秘”变“神”了。不管怎样？确是先祖所传，确有疗效，传到当世，也算造福一方。

还有一些方子来自于道家，它们散落到民间，久之也成为“祖传秘方”。这些“祖传秘方”与众不同，上溯其源，我们往往能够寻找到它们明确的传承来源和理论依据。可是不管哪种，它们确有疗效。

还有一些“祖传秘方”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特点。例如，瑶族是一个古老封闭的高山民族，它有着秘不示人，一直以祖传口授相传的医药知识。它使用的浴足药物，就是瑶族人民利用当地天然原始的植被，直授内传祖传秘方配制而成的。

早些时候，曾和同学到保定去拜访一位当地颇有经验的老中医。老先生年过八旬，治疗红斑狼疮、梅毒颇有疗效。攀谈到兴处，老人感慨地说：

“手里有几张‘疗效特殊的方子’当然是很好的，可是看中医还是要辨证论治，同一种病怎么可能完全一样呢？如果辨证不准，就会贻误病家。”我从恍惚中猛醒。祖传秘方，可遇而不可求！作为中医，更重要的还是辨证论治的工夫。

流行于民间的祖传秘方，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宝藏，然而好多人却拿祖传秘方骗人。面对患者的求医心切，拥有“祖传秘方”的人多了起来。不少抗癌广告披着“祖传秘方”的外衣，说可以治疗“子宫颈癌”、“鼻咽癌”等。恐怕他们祖上还没有这些病名吧。钱也花了，病还没好。“祖传秘方”此时又落得人人喊打，其实兴风作浪的还是那些药贩子！

中医及流行于民间的祖传秘方，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宝藏，并不能因为有些人打着祖传秘方骗人而对真正的祖传秘方置之不理。应该重视祖传秘方的开发，秘方的社会价值值得挖掘，值得去探索。

深圳市著名的圣葆春实业就是以祖传秘方“圣葆春”为背景，由专利发明人吉中秋教授创办。吉中秋出身于中医世家，家族祖传秘方“圣葆春”相传是唐代宫廷御用，历史记载常服使人“精神倍增、双颊红润”。其中白蚁是秘方之主药。吉中秋没有浅尝辄止，而是坚持十多年的艰辛探索，思考如何变害为宝，利用白蚁造福人类。最后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公之于众，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这样的祖传秘方，神而不秘，这样的祖传秘方，非常难得。

《思考中医》一书的作者刘力红教授也曾经在讲座中间接谈到了“秘方”之秘，一个是披露了民间医生廖老治疗骨癌止痛的“祖传秘方”——棺材板底上的腐烂物质。另一个则是提到用“祖传秘方”治蛇伤的民间医生。

疗效近乎神奇，骨癌患者疼痛大减，蛇伤也能够很快痊愈。“祖传秘方”确实很神！

当然，疗效很好，然而刘教授强调的却是如何破解“祖传秘方”的方法——利用中医经典。秘方在揭秘之前，其“神”是由于疗效，“秘”却是由于不了解。但一旦经过挖掘和阐发就不再那么难以理解。刘教授利用《黄帝内经》的原理来解释——“肾主骨，其臭为腐”。腐物能够治疗骨癌也就言之有据了。其实，祖传秘方是个大宝库。它表明了中医传承的一种特殊形式，承自先祖，秘而不宣。但是有些人因为不明其理，而且要穿衣吃饭，于是放心地吃“祖传秘方”这碗饭。上述所提到的民间蛇医就是如此，在秘药中加入咸盐，可以让病家的蛇伤逐渐好转而总不收口。“窗户纸一捅就破”，“秘方”原来有这么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