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清朝简介

清朝，正式国号为大清，对外自称大清帝国或大清国，又有称为中华大清国、中国等等名称，是中国历史上由满人建立的一个朝代，也是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统治者为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其最早前身为1616年努尔哈赤在满洲地区建立的后金，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定国号为“大清”，1644年藉协助明朝军队平定民变的名义进军中国本土，彻底消灭明朝后统治整个中国，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灭国。

1616年，女真族人努尔哈赤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建国称汗，建立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又称为兴京（今辽宁新宾）。1636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定国号为“大清”，当时其领土仅止于满洲地区，但已对退守长城以南的明朝造成重大威胁。1644年，起兵叛明的李自成建国大顺，并于同年攻陷北京城，明朝灭亡。同年，清军借口协助吴三桂部等原明朝军队对抗李自成而进入山海关内，随后违反约定攻占北京盘据不走，全面展开对中国本土的入侵行动。从清军入关到其后的数十年时间内，清军陆续消灭华北残余明朝势力、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国、南明和明郑等势力，统一中国全境。历经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清朝的综合国力及经济文化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建立庞大的领土与藩属国，史称康雍乾盛世，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有学者认为，因为清廷推行文字狱与“首崇满洲”政策而不认同康乾盛世为文化意义上的盛世，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辑佚学的发展亦修复了不少在古代已失传了的文献著作，而清代文人崇实学、重证据以及注重考辨和考据精神亦在推动汉学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朝人口在中国历史上为最高，其GDP总量所占的世界比例在中国近三千年历史上也是最高的，据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清朝GDP总量为2286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2.9%，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当时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GDP为1,706美元。据他研究，即便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时代的宋朝，其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宋代中国的人均GDP在450美元，略低于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人均GDP（621美元）；这两个地区皆超过当时西欧人均GDP（427美元）。这里仅表明购买力平价，与所谓财政收入是不同的概念，英国财政年收入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在5000万英镑以下；不过，清朝GDP数值在1840年前凌驾于欧洲之上，这一说法基本得到普遍认同，但大多数中国学者如刘逖仍认为麦迪森高估了中国历史上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因此，刘逖对麦迪森1600至1840年数据做了调整，认为1820年中国人均GDP在325美元，而非麦迪森说的600美元。

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历史，使中国由东亚的中心变成列强环伺的国家。西方列强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武力获得在华利益。清朝在抵抗外侮与内忧的同时，也一直处于改革派与守旧派拉锯的局面。在列强入侵的同时西方科学与文化亦引入中国，让清朝发起一连串的改革与革命，如自强运动，促使中国文化的成长与革新。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并使列强瓜分中国。而维新运动随守旧派抵制而告终。在义和团排外失败、引来八国联军后，清廷也推动清末新政，虽取得一些成效，但部分内容让许多立宪派知识分子失望，转而支持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同年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于2月12日退位，清朝正式灭亡。清朝从后金时期算起，共经历十二个皇帝，十三个年号，历时296年，又有满清十三皇朝之称，自1644年进攻中国并迁都北京以来，一共十帝，历时268年。

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然而其最高决策单位随皇帝的授权而变动，例如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提升行政效率，皇帝也能充分掌权。清朝中期文字狱兴盛，若有疑似反清复明的运动与散播被认为不利皇帝的消息，往往会引来冤狱，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军事方面原先以八旗军为精锐，庞大的绿营为辅，后来以绿营和地方军如湘军、淮军为支柱。清朝领土极盛时可达1310万平方公里，清末时期也维持1130万平方公里。政治稳定、广泛种植新作物与赋税制度的改变，使得中国人口最后突破以往的平均值，达到四亿左右。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带动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清朝历史

15世纪初期，位于中国东北的女真族分成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明朝收建州女真为藩属，册封阿哈出为建州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左都督。猛哥帖木儿在被野人女真所杀后，其弟凡察与子董山被迫南移，最后定居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并入建州卫内。1442年，明朝自建州左卫分立出右卫，以凡察领导右卫、董山领导左卫，形成建州三卫。

由于建州三卫不服明朝统治，1467年明朝联合朝鲜削弱建州三卫，并且于辽东边界兴建长城。明朝万历初年，董山的后代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偕同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以建州右卫王杲叛乱为由攻灭王杲与其子阿台，然而觉昌安父子也在混战中死亡。1586年明廷袭封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作为补偿。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的十三副遗甲崛起，统一建州女真后陆续并吞女真各部，并与漠南蒙古友好。

建州女真国力日盛，1616年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后于赫图阿拉（后称兴京）称汗立国，即后金汗国。两年后他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努尔哈赤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杨镐指挥的明军、朝鲜与叶赫联军；接连占领沈阳、辽阳、抚顺等辽东城市，随后战事集中于辽西地区。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最后于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败，不久逝世。第八子皇太极历经权力斗争后继位。

皇太极即位之后，针对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矛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天聪新政”。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这是清朝内阁的雏形。还继续完善和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设立理藩院管辖蒙古等地事务。将都城沈阳易名“盛京”，更改“女真”族名为“满洲”，1636年在盛京称帝，改年号为崇德，国号为大清。当时明朝在关外的势力尚有袁崇焕守备的锦州、宁远与松山等三城。皇太极为绕道避开此防线，首先稳定根据地。他先胁迫明朝求和未果，随后成功降伏西边蒙古察哈尔部和东边朝鲜。接着，皇太极经察哈尔绕道入侵明朝首都北京。最后崇祯帝（有人他认为中了反间计），处决援救北京的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这种借由绕道入侵的作法后来又执行五次，与明朝内部的流寇一同消耗明朝的经济力。1642年，清军于松锦之战击溃明军并收降洪承畴等人，夺取明朝在关外的所有堡垒，防线移至山海关。1643年皇太极病死，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由其叔多尔衮摄政。

入关一统

明朝崇祯末年，民变势力（史称“流寇”）如李自成于陕西西安建国大顺，张献忠于四川成都建国大西。1644年李自成经河南、山西顺利的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明亡。同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不愿投降大顺。面对李自成的顺军，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于一片石战役击败顺军。李自成放弃北京，率军退回陕西。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成功迎顺治帝入关，并将首都迁到北京。同一时间，明朝马士英拥护福王在明朝陪都南京应天府称帝，即弘光帝，南明成立。然而弘光朝因为党争与宦官之乱而混乱分裂。

多尔衮先派阿济格、吴三桂与多铎、孔有德分陕北、河南二路攻打陕西李自成，李自成最后于湖北灭亡；派豪格攻灭四川张献忠，其余部投降南明以抗清。多尔衮接着对付位于江南、内斗分裂的南明诸势力。1645年，多铎率清军攻破史可法驻守的扬州，弘光帝逃至芜湖被逮，送到北京杀害。明朝鲁王朱以海与唐王隆武帝分别在浙江与福建建立势力，然而双方不和，不久被清军各个击破，拥护隆武帝的郑芝龙也宣布投降。之后桂王于广东的肇庆即位为永历帝，期间瞿式耜、李定国、郑成功及其他明将先后收复华南各省，最后因为距离互相难以照应，内部又发生叛变而节节败退。1661年，清军攻入云南，逃亡缅甸的永历帝最后被吴三桂杀死（史称咒水之难），南明亡。此时只剩下台湾的明郑（郑成功势力）和缅甸果敢的明军，清朝基本占领明朝全部领地。由于华南反清势力较大，清帝册封吴三桂、耿仲明与尚可喜为王以镇守云南、广东与福建等地，史称三藩。

多尔衮在清军攻入关内后推行剃发易服政策，逼使关内汉人极力反抗，明朝官员左懋第言“我头可断、发不可断，我早办一死矣。”。清军对反抗者进行镇压，史称甲申国难，重要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庚寅之劫等。清廷制定的圈地和投充政策使人民放弃土地，增加更多流民。为此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激化京畿地区的民族矛盾。后来清廷下令停止这些政策，并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并且正式开科取士，追尊崇祯帝与明朝忠臣。

1661年，顺治帝英年早逝，其子8岁的玄烨即位，即康熙帝，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与鳌拜四大臣辅政。康熙帝于继位之初即运用计谋消灭跋扈的权臣鳌拜以稳固皇权。三藩势力如吴三桂、耿精忠与尚之信等涵盖全国之半，他们先后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当时部分大臣担忧三藩叛变而反对。最后，孝庄太皇太后与康熙帝无惧三藩而同意撤除。这使得三藩与陕西王辅臣、广西孙延龄与台湾明郑的郑经联合发动三藩之乱。在这九年期间，反清势力遍及华中、华南，吴三桂更于后期称帝建国周。然而清军采取积极防御，进军陕西、江西以切割叛军。加上吴三桂没有积极北伐，反清联军因占领地与吴三桂过度干涉而发生纠纷，最后王辅臣、耿继忠与尚之信先后投降，占领福建沿岸的郑经被击败。1683年清军攻入云南，继承吴三桂之位的吴世璠在昆明自杀，三藩之乱最终在1681年被完全扑灭，国家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四川、云南以及江西等地有不少人被杀害。同年，郑经之子郑克塽继位，明郑因内乱不断导致不少将领降清。清朝派明郑降将施琅率领水师攻打台湾。施琅占领澎湖，逼近东宁（今台湾台南），郑克塽率领大臣降清，至此明郑亡。

扩张与改制

康熙帝平定三藩后，清朝进入康雍乾时期，这段时期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史学界通常称为“康雍乾盛世”。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褶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

清初蒙古分为四大部。其中准噶尔汗国与沙俄友好，其可汗噶尔丹先灭领叶尔羌汗国与青海和硕特，又占领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接着于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创立多伦会盟以保护喀尔喀蒙古。青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协助黄教达赖五世击败红教统一全藏，之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达赖六世时，藏区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结嘉错管理，他联合准噶尔对抗西藏和硕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杀桑结嘉错并废除达赖六世。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杀拉藏汗，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达赖七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

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并发生南山案文字狱事件，到雍正与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加重。康熙帝本来按照中国立嫡立长的传统封胤礽为太子，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使得诸皇子为皇位互相结党倾轧。故太子一度复立，但康熙帝仍无法容忍其结党而废除。最终在1722年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

雍正帝获得隆科多的协助继位，赖年羹尧平定青海乱事以稳固政局，然而后来因故赐死年羹尧、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时期，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以延续康雍乾盛世。他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废杀与他对立的王公并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采取秘密立储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诸皇子争位的局面再度发生。将丁银并入地赋，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废止贱民政策，令世代受到奴役且地位低贱的贱户被解放。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使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

对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锺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锺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间的奏折大多由他亲自批改，军机处的谕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亲信的内外臣僚如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人也都以干练、刻覆着称。他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密折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屡兴文字狱打压异己。1735年雍正帝于工作时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

盛极趋衰

乾隆帝继位之初，获得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协助，稳定政局。他以“宽猛相济”理念施政，介于康熙帝的仁厚与雍正帝的严苛之间。人口不断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业与棉织业都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中国的国库库存亦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34,530,485银两上升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73,905,610银两。然而乾隆晚期多从宽厚，宠信贪官和珅，官员腐化使政治大坏；六次下江南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士绅、培植士族、阅兵祭陵，但也有供张过盛，扰民有余的批评。

乾隆帝鸿讲学术，然而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有学者认为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同时进一步泯灭了中国人的精神。也有学者认为，清朝二百多年，对文化发展有相当程度的贡献，是“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清朝盛行的辑佚学亦救亡了不少大量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另外，清代有些包括“反满”内容的书籍多次在作者没被追究的情况下合法出版，例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顾炎武的诗文集。在清初年间的思想界、学术界，都相当活跃。康熙规定：“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奉上谕，无避忌者”，表现出比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较为开明和宽容的态度，亦有学说认为，清朝的文字狱事实上对中国的文学发展影响不大，又称汉清两代是中国中国传统语言学史上的两大高峰，亦有学者指出不应该将清朝查禁“反清”言论与“文字狱”混为一谈，因为号召推翻现政权的言论不属于文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佩雷菲特笔下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然而马戛尔尼在其日记著作中写道：“中国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和高效，有条件能够迅即排除万难，创造任何成就”，跟随马戛尔尼访华团的成员之一爱尼斯·安德逊亦对当时期的清朝有相当的正面评价。

对外方面，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去世，国内诸子争位。乾隆十七年（1752年）冬，达瓦齐袭夺准噶尔汗国汗位，阿睦尔撒纳在随后的内斗中被击败，不得不归附清廷。乾隆帝乘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派其为引导，以定北将军班第率军平定准噶尔，攻下伊犁。而后阿睦尔撒纳想要成为新一代准噶尔之主，由于没有获得乾隆帝支持而叛变。乾隆帝派兆惠西征，阿睦尔撒纳战败逃亡哈萨克，后因为哈萨克汗归降于乾隆，又逃亡沙俄，乾隆以《尼布楚条约》规定之中俄引渡逃人的条款要求俄方引渡，而阿睦尔撒纳本人已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天花病死在托波尔斯克附近的库杜斯克酒厂。随着阿睦尔撒纳的死去，天山北路遂告平定，准噶尔亡，其族在乾隆的屠杀令下惨遭灭绝。然而在天山南路，脱离准噶尔统治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其领袖布拉尼敦（大和卓）与霍集占（小和卓）占据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意图自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轻军渡沙漠围攻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反被包围于黑水营。隔年清将富德率军解围，兆惠与富德最终攻灭大小和卓，并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成为藩属国。乾隆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两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与海兰察领兵入藏，平定廓尔喀，不丹与哲孟雄（今锡金）亦为藩属国，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间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国王。

乾隆期间清朝疆域达1300万余平方公里，东方的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然而其余战事皆小题大作使国库严重损耗，让清朝国力衰退，全国范围内开始爆发民变。乾隆时期的户部存银最高达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7,000万两左右，足以应付政府的各项日常开支、重大工程、战争，而虽然清朝的赋税较为轻，且于康乾时期多次对外用兵、大兴各项工程，但每年国家财政都会有余，国库储备逐年上升。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历时一年多。在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乱、消灭准噶尔汗国等各威胁，将新疆正式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并且颁布被视为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最有力的证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治，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1795年，乾隆帝照其誓言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

近代开启

嘉庆帝在当太子时痛恨贪官和珅，亲政后赐死他，抄收其家产。然而没有全面整顿政风，加上借助卖官制度以平衡开支，使得贪污腐败的风气更加扩大，加重地方人民的负担。另外还有河道与漕运淤塞的难题。针对乾隆时期过度开销的弊端，嘉庆帝提倡节俭，缩减朝廷与宗室的开支，把贫穷的旗民送到关外开垦。然而，最后因为朝野强烈的反弹声浪而妥协。此时八旗兵与绿营军纪腐败不可堪用，只能靠地方团练平定乱事，后期更产生湘军与淮军等地方军。当时民乱不断，有白莲教的川楚教乱、东南有海盗侵袭，华北又有天理教之乱。道光之后又有太平天国之乱、捻乱以及甘陕回变与云南回变，再加上鸦片战争等外患，一度使清廷摇摇欲坠。

1820年，嘉庆帝崩，旻宁继位，即道光帝。此时，朝廷暮气沉沉，满朝文武只知迎合贪污谎报。道光帝提倡俭朴，所穿龙袍是宫内旧料所制，满朝文武故意在朝服补丁，以示简朴。大臣奏章大多报喜不报忧。曹振镛是当时第一重臣，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哲学。继起的穆彰阿，人称“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鸦片战争时，前方将帅不断撒谎，败将奕山竟被钦命交部优叙。道光时期稍可称善的政绩是陶澍改革盐法，成功的防止商贩垄断。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为使通商正常化，多次派使者前往中国协商。然而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与西方各国平起平坐，屡次不了了之。当时大英帝国对中国茶叶与丝绸的需求庞大，对华贸易成逆差状态。为此，英国将成瘾剂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改善本身经济。1838年鸦片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人民健康被削弱，清朝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国力也持续衰退。道光帝为解决此弊端，派林则徐到外贸口岸广州宣布禁烟，此即虎门销烟。为此，1840年中英两国爆发鸦片战争，清军战败后和英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中国近代史。当时道光帝与耆英不了解国际法，认为给予英人贸易之便以换取国家长存，所以割让许多影响甚远的权力。清朝后期被迫和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除割地、开港、赔款之外，还让外国派驻军队于首都，中国主权逐渐流失。

1850年，道光帝崩，子奕詝继位，即咸丰帝。西方各国迫使清政府开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并土地，使得传统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各地乘机纷纷起事，其中华北以捻乱为主，华中华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云南杜文秀、马如龙的云南回变为主。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义，1851年于广西金田起义，联和天地会、三合会北伐。两年后攻陷并定都江宁，并且发动两次西征；不久又发动北伐，最远达天津近郊。后来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为保护儒家文化，纷纷组织湘军与淮军抵抗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后国力衰退，部分势力转入捻军。太平天国最后于1864年被湘军、淮军以及外国人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围攻之下而亡。此期间英国与法国因为和清廷修约不成，趁中国发生内乱之际，于1858年发动英法联军之役。清军于八里桥之战战败，联军攻陷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签订《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同时沙俄以调停有功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取走外东北领地。1864年沙俄强迫清廷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外西北。面对内外交迫的局面，清廷为使国力恢复而发起自强运动。

自强与维新

1861年，咸丰帝崩，其六岁之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咸丰帝本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由两宫之一的慈禧太后获得实权。被称为洋务派的奕䜣与部分汉臣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绍仪与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制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其间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乱到1868年为止。1862年至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平定新疆回乱，并收回伊犁。云南回变也于1867年由马如龙投降清朝岑毓英，以及1872年杜文秀自杀而止。西方各国的租借地也将西方思想带入中国，推动中国革命与民主制度的发展。1874年，同治帝去世，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即光绪帝。

对外方面，1884年，清朝和法国为越南（安南）主权爆发中法战争。清朝失去藩属国越南，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台湾也宣布建省。1885年英国入侵缅甸，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抗议无效，隔年被迫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872年日本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清朝拒不承认，中日交恶。1894年为朝鲜主权清朝和日本发生甲午战争，两个推行西化运动的亚洲国家的战争最后以清军落败而告终。战后签《马关条约》，清朝割让台湾和澎湖，失去藩属国朝鲜和租界。洋务派李鸿章建立的北洋舰队全面瓦解，也宣告自强运动最终失败。

甲午战争后，维新派康有为与梁启超于1895年公车上书光绪帝，要求深入改革政府架构、教育、经济体制与军事制度等多个层面，期望清廷从制度面革新。1898年光绪帝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实施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然而由于做法和态度过于激进而激起旧有保守派和原本的中立群体的反抗，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评道:“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导致原本支持变革的慈禧太后以“听信逆臣蛊惑，改变祖宗成法”为由软禁光绪帝，处决谭嗣同、康有溥等多人。由于维持103天就结束，被称为“百日维新”。

1896年清廷为连俄制日，签订《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外国鉴于清朝已无力自卫，纷纷瓜分中国以维护为各自利益，而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平衡列强在华势力。中国长期受列强欺辱，使地方产生义和团之类仇洋排外的民族主义团体。慈禧太后借此排外而发生义和团事变，义和团屠杀洋人、奸淫妇女、抢夺店铺、破坏各国使馆、烧毁与西洋有关的东西。慈禧太后不理会各国抗议，更曾半正式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报复。北京被联军占领，劫杀掳掠。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西逃西安。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清廷赔偿重款，列强派兵驻守北京一带、划定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化。1904年日俄两国更因在东北的利益冲突爆发日俄战争。义和团事变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东南各行省之总督巡抚为保护华中华南，自行宣布中立，不服从朝廷对外一律宣战的敕命（即东南自保）；从此清廷权威低落，地方各省自主性提高。

清末改革

清朝于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后国势大坠，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主要分成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改革路线。1901年，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立宪运动，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而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宪、建立清朝新军、废除科举、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对清廷的改革失望，他们鼓励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1894年，孙文等于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兴中会；1904年，黄兴等于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蔡元培等于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革命团体。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革命派联合旧有反清势力如三合会、洪门等，在华南地区发起十次起事，并将势力渗入华中、华南的清朝新军。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把预备立宪缩短三年，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同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

清朝灭亡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廷急派新军入川镇压。10月，革命派于湖北发起武昌起义，南方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廷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军。袁世凯一方面于阳夏战争压迫革命军，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形成南北议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于南京宣布立国，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袁世凯迫使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政府，清朝灭亡，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正式结束。随后孙文让位予袁世凯，南北统一，袁世凯定都于北京。

因正统观使然，清亡时不少汉臣如郑孝胥等依旧忠于大清，终身以满清遗老自居，甚至有人舍身殉国。后来，1917年张勋组织辫子军，于北京拥护宣统帝溥仪，复辟清朝（史称张勋复辟），但只持续12天而终。

清朝制度

决策机关

清朝的政治体制虽然基本上沿袭明朝制度，但是略有不同。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别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清朝制定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与内宏文院等内三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下辖中央执行机关六部。内阁的实际权力比明朝小，实际掌握权力的机关会随时代不同而改变。后金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皇帝与王公贵族讨论国事之处。1631年皇太极为了中央集权，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与内阁以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入关之后，1677年康熙帝设立南书房，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雍正帝为了西征准噶尔准备设置军需处，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能迅速处理军国大事，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鸦片战争之后，为推行自强运动，先后于1861年与1870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成为自强运动期间最高行政机关。八国联军之后，1911年5月18日清廷宣布废除军机处，仿西方国家与日本实行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康熙帝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提出要建立由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亦表示：“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要掌管“用人之权”，以阻止朋党的形成，免得鳌拜掌权时期“结党专权”和“罔上行私”的情况再度发生，也为了防止不同派别党派之间互相斗争。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用人之权”、“奖惩之权”由皇帝亲自控制，不许臣僚干预；通过特务统治、密奏制度，对臣僚实行严密的监督和防范；反对朋党，严防臣僚结党对抗皇权。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原则，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

学者钱穆引据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的一句话认为中国由汉唐等朝代的“士人政权”在清代变为“部族政权”，认为蒙古人和满洲人变为中国内的特权阶级或特殊分子。亦认为清朝政权始终是维护和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以及清朝的政治，制度的意义很少，法术的意义多，批评清朝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比如他认为“寄信上谕”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国向来的程序，而是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然而学者徐复观指出：“士人政权”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源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他亦指出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亦指出钱穆对专制下的必然产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汉代统治者的暴行视而不见，以及把中国“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地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同时，引据《报任安书》，指出，凡是皇帝亲自交下与皇帝自己有关的案子，承办的官吏决不敢问是非。

钱穆亦认为，清朝在政治上还限制发言权、结社和出版自由。认为历代统治者皆奖励大家发言和公开发言，只有清朝不允许。在清朝，除了六部尚书和侍郎可以向皇帝讲话，其他的不论什么人都不许向皇帝讲话，而一直得到中央重视的翰林院等，向来他们可以向政府讲话的，但是到了清朝也不准专折言事。在地方上，只有总督、巡抚、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讲话，其他的府县均不可，又认为在明代的“布衣”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讲话。他又批评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在顺治五年立在府学、县学明伦堂里的卧碑就足可以证明。在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朝在每一个明伦堂里都设置一个石碑，而这个石碑不是竖立的，而是横躺在那里，所以叫“卧碑”。在卧碑上有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然而事实上，在清朝敢言且未被追究的学者亦为数不少，例如反对专制思想的袁枚、著书批评君权的唐甄、一道反朝廷的黄宗羲以及顾炎武等学者（见“学术思想”部分）。

西方传教士如南怀仁等人记载康熙经常亲身到各地巡视，以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况和官吏们的施政状况，亦会允许“最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康熙会向百姓提出各种问题，包括询问百姓对当地的官吏的满意度，以便对官员作出奖励或处分。

南书房

南书房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军机处

军机处原称军需处，雍正八年（1730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立，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大臣以下设章京等官，从六部员司和内阁中书里选用。章京的任务是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作军机大臣的辅助人员。章京也是满、汉人员各两班，每班八人，各设一领班。章京参与机要，草拟圣旨，俗称“小军机”。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内阁制，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内阁。由庆亲王奕劻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然而，由于阁员中过半数为皇族，时人讥之为“皇族内阁”。该内阁在辛亥革命后倒台，由袁世凯组成的新内阁所取代。

执行机关

与汉地地方行政制度一样，清朝中央执行机关基本沿袭明朝体制，只有少量机构调整，大致上可以总结为七部院五寺察院两府。

七部院包括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与理藩院，为清朝最高执行机关，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只有新设的理藩院因为与汉地事务无关而多涉及旗务，始终不设汉缺。

清朝以前的政治，因为政治的公开性，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外面送来的公事，都是先送到六部；而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要得先看，例如有关教育的，一定要经过礼部的，不能是皇帝私下决定的。而清朝却大大相反。清朝的六部虽然沿袭明朝，但是清朝的六部权力大大缩小，六部尚书更不能直接对部下发命令，而六部尚书也不是行政首长了。六部无权限可操作，权力自然就集中到皇帝手里，同时清朝还要求满汉分开，有一个汉人尚书，就必须有一个满洲尚书，并且始终以满尚书为主。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架构基本沿袭明制，以左院察京畿，右院刺外藩（故直省督抚均领右都御史或右副都御史衔），所不同者，随着君主专制的高度加强，都察院的谏诤职能遭到空前削弱。因为同样的原因，明朝具有批驳权和言官职能的六科也只余下分察六部的监察职能，故于雍正年间被并入都察左院。为加强监督管理，凡天下文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规定三载考绩，以定升降奖惩。京官叫“京察”，外官叫“大计”。对武官的考察，每五年一次，称为“军政”，由兵部主持。但是，不论“京察”、“大计”还是“军政”，在实行中都是瞻徇情面，弊端丛生。后来更成为故事具文，走走过场而已。

内廷事务方面，鉴于明朝太监乱国，清朝皇帝独创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其成员由内务府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的15个包衣佐领、18个旗鼓佐领、两个朝鲜佐领、一个回子佐领和30个内管领的包衣及太监组成，其机构组织兼容清初内务府和十三衙门两种制度的内容和特点，并最终形成以七司三院为主干兼辖其他40余衙门的庞大的宫廷服务机构。

宗室管理方面，清朝仍设宗人府管理宗室觉罗事务，但与明朝宗人府人浮于事只用于优待亲王的状况不同，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数量庞大的宗室觉罗成为清廷的核心军事力量，管理他们的宗人府也成为了重要的实权部门。

清末新政中，对此前的制度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此前的七部院被改革为十一部，长官（国务大臣）均为责任内阁阁僚；大理寺改组为大理院，根据司法独立原则不再是刑部的复审机关，而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与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同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下四寺进行省革而归入新官司，内务宗人两府尽管保有旧时职权，但随着军制改革，权力也大为下降。

清朝军事

八旗制度

清朝武装力量主要有八旗军、绿营、地方义勇与团练、湘军、淮军与清末新军。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军事制度，是清朝军队之核心。原先采取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方式。入关后专门以兵为业，世代为兵。包括旗下士兵和户籍被编制在八旗军队中的家庭成员，由各地八旗驻防将军或都统管辖。1601年，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分为四旗。1615年时扩建为八旗，八旗制度至此成形。皇太极在征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以及收降明朝降将后，又建立起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尽管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但他们都是基于同一套制度之下，因此差异不大。旗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绝大多数情况下终身不变，所属旗籍亦基本世代固定。旗人因战功而获得的职位可以世代承袭，例如，每旗下属的众佐领通常都是世袭职位。旗人居住地大多是固定的。在汉地的驻防军（分布在如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更设立“满城”供旗人居住，与非旗人所居住之地相隔离。旗人不得务农或经营工商业，每月钱粮由朝廷供给，号称“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旗人不受当地总督、巡抚管辖，犯罪时由特定机关审理。

绿营

绿营是顺治帝入关后招降明军、招募汉人组织的军队，以协助少量的八旗兵镇守广大的疆土。当时由八旗军守备京师、华北地区与各地要冲，绿营守备华中与华南地区。华南更交由三藩镇守，以压制当地反清势力。绿营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兵制继承明朝，编有标、协、营及汛。绿营由汉人统帅，最上位的提督统领一省绿营，受文官总督、巡抚所节制，各省兵力大小不一，由万余到六七万不等；提督之下为总兵，管辖一镇兵力，约几千人至一万五千人。直属兵力镇标由参将统领，约千人至两三千人不等。再下面的为副将，管理一协兵力，约数千人左右。副将以下就是参将、游击、都司与守备，统辖一营兵力，兵员数量各有不同。最下面的为千总与把总，负责统领一汛，也就是一个驻地。士兵为世兵制，父死则子继。将兵由兵部直接统辖，将领无法直接统兵，有效地防止军人拥兵自重。随着八旗军的腐化，绿营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强，例如三藩之乱时即以绿营为主力。乾隆嘉庆两朝，绿营总兵六十余万，成为军事主力。然而由于太平已久，绿营本身随着种种弊端而逐渐腐化。乾隆帝阅兵时，所见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1796年川楚教乱时，绿营已无力对付擅长游击战的白莲教徒，部分将领甚至屠杀平民以换战功。到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时，绿营上阵一触即溃，作战主力也改交由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负责。同治年间多次裁减绿营，绿营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清末新军成立后绿营同名存实亡。至民国初年，绿营被改编为警察性质的地方治安卫戍部队，成为民国时期警察的滥觞。

义勇与团练

义勇与团练于川楚教乱后逐渐成为清朝武装力量之一，由于清军不善游击战，所以鼓励地方建立义勇与团练协助清军镇压，1799年清廷正式同意组建团练。太平天国之乱与捻乱时，由于清廷的正规军腐败无能，且不善游击战，地方官员曾国藩整合江忠源、胡林翼与罗泽南义勇，成立湘军。湘军作战能力强，屡次击败太平军。监视太平天国天京的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湘军成为清廷唯一抵御太平军的力量。1860年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于安徽一带建立淮军。平定捻乱时，僧格林沁率领的八旗军中捻军埋伏全灭，后来有赖淮军才平定之。当时如豫军、东军、滇军、川军等义勇也陆续建立起来。这些地方军成为清朝晚期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的主要力量。然而不管是湘军或淮军皆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与后来的北洋军形成听命于个人的军阀势力，这个作风深刻影响着民国军事。

当时湘军与淮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火力强大。而由外国人协助建立的常胜军、常捷军更是让曾李等将领印象深刻，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例如李鸿章目睹常胜军用4个小时即攻破太仓城，事后写信给曾国藩，宣称“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这成为自强运动的起因之一。为建立现代化清军，洋务派聘请外国教官来训练八旗军、绿营和守卫首都的神机营，一些兵工厂也建立起来。然而淮军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例如发生天津教案时，尽管守卫首都的神机营已有三万之众，清廷仍然调集淮军来加强京师的防务。

清末新军

自强运动随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而失败，而清廷守旧派利用义和团抵御西方列强的策略也随八国联军而落幕。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决定实施改革，即“清末新政”。为建立现代化清军，早在维新运动时即建议成立一支现代化的陆海军，组织团练并建立保甲制度。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在华北组建新建陆军（即北洋军），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1904年清廷正式建立由36个镇组成的常备军的计划，而绿营在1901年即开始裁减。同时取消武举，在各省建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军官。负责军事改革的中央机构是1903年成立的练兵处，它在1906年被并入新立的陆军部，其尚书和左右侍郎都是满人。清廷试图削弱地方军阀力量，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就在明升暗调中被剥夺军权。1908年宣统帝的摄政王载沣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1909年的一道上谕中，他宣布自己（代表年幼的皇帝）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他还把自己的兄弟任命为海军处和军咨府的管理大臣。到清帝国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并非所有新军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军的。参谋机制上，在1907年即仿照西制成立参谋部门军咨处，隶属陆军部之下。为把军事管理和军事指挥分开，1911年年决定把它升格为独立于陆军部外的军咨府。

海军

清朝视水师为陆军之辅。加之满洲以骑射为本，故不善水战。入关初期，在对抗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时，往往力不从心。1636年皇太极征满洲瓦尔喀部，即开始造战船。1651年顺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设水师，此为清朝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海防上，清朝为封锁明郑的经济力量，实施海禁。即使在平定明郑后，仍受海禁影响，水师多以防御为主，缺乏攻击性战舰。嘉庆时由于东南沿海海盗泛滥，就有学者开始注意海防，如湖南的严如煜写有《海防辑要》。鸦片战争后在面对西方炮舰时，清朝水师一战即溃的事实让魏源、郑复光等人意识到东西方的差距，纷纷提倡建立现代化海军。太平天国兴起时，英国协助清朝建立中英联合指挥的阿思本舰队，然而指挥权的问题使得舰队解散。

直到自强运动时，清朝才有新建海军的动作。为建立船舰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下水。然而自制船舰与外国舰队相比较差也较贵，李鸿章等官员仍然从国外购舰为主。其中最有名的即是由德国建造定远与镇远，这两艘是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人事上，早在1867年即建立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海军军官，1872年和1876年分别派使团前往海外学习。沈葆桢和丁日昌离开后，福州船政局开始衰落。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天津水师学堂，张之洞在广州成立水陆师学堂（1887年），曾国荃在南京开办南洋水师学堂（1890年）。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大臣。

清朝先后建立四支舰队：受北洋大臣节制的北洋舰队，受南洋大臣节制的南洋舰队，受福州船政局节制的福建水师，受两广总督节制的广东水师。其中北洋舰队在当时被评论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然而四只舰队资源独立，互不统属，也不互相合作。财政上，1891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预算于兴建颐和园。到1890年后，守卫黄海、东海的北洋舰队即已“停购船械”。李鸿章也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随后的中法战争南洋水师、福建水师遭受重创，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也标志自强运动的失败。随后瓜分中国使旅顺、大连、威海卫、胶澳与广州湾等海军基地相继丧失，八国联军后大沽等地沿海炮台又被列强下令摧毁地，清朝已无海防可言。1909年，清廷决定成立海军处，并将残余的战舰重编成巡洋和长江两舰队。1910年改海军处为海军部，力图重振海军。

清朝民族政策

清朝统治者根据实地情况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政策。在中原地区基本沿袭明代的统治方式，包括开科举等，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并根据清朝的实际情况实行旗民分治；在边疆地区则采取加派驻防大臣与当地贵族共同治理。

汉族政策

清初有所谓“六大弊政”，剃发（或薙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清初曾颁令谕：一、八旗制度移入关内，全族皆兵。二、鼓励满人入关。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内全属旗人所有。四、禁止满汉通婚；禁止满人自由择业。

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康熙帝亲政后即立即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逐步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随后康熙开始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

剃发易服

清军入关之前，为易于辨识顺逆，就已要求被征服或投效的汉人改变发式。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帅清军入关。山海关之战后，多尔衮下令沿途州县官员按满人风俗，剃头留辫。清军驱逐李自成，定鼎北京，汉人强烈反对剃发，降清之汉族官员剃发者亦寥寥无几。多尔衮见满清统治尚未稳固，便下旨收回成命，命“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明朝降臣孙之獬却全家主动剃发迎降，更令妻子不再缠足，并上疏标榜“臣妻放足独先，阁家剃发效满制”，得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清初笔记《研堂见闻杂记》称，孙之獬入朝后，列于满班，满臣认为他是汉人而不受；归入汉班，汉臣又因为他从满俗而不容，孙之獬于是羞愤上疏，称“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言辞激烈。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大顺与南明弘光政权相继被清军摧毁，多尔衮认为大局已定，于六月重新下剃发令。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成年男子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以恫吓抵抗军民。江南地区不少人反抗剃发令，嘉定三屠等亦由此引发。

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曾描述过当时一些城市的屠城情况。20世纪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认为：“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骚乱，结果都被杀害而倒卧在血泊之中。”

汉臣与汉军

清朝统治者为能使自己的王朝更长久，按历代汉人王朝的传统开设科举，大力尊崇儒学，从中选拔统治精英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曾起用范文程、宁完我等汉八旗人士。崇德年间，又先后招降了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后来，这些前明将领在消灭南方反清势力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另外，康熙年间带兵攻克台湾的水师将领施琅也是前明降将中为清朝立功的代表人物之一。晚清时期，汉族官员逐渐成为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还有在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中立下大功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又如在洋务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张之洞、刘坤一；实行新式练军的袁世凯等。

清太宗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变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释放掠夺来的汉人奴隶，编庄别居，将加入汉军八旗的明朝官员或后金提拔的汉人官员来管理。1633年皇太极下令从所属的满洲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十名抽出一名，组成一旗汉军，这是皇太极组成汉军的开始，并成为汉八旗的前身。

随着军队的发展，崇德二年（1637年），即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大清的第二年，又分汉军旗为两旗。又过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把汉军扩为八旗。至此，汉军八旗正式出现，成为清朝三军之一。所使用的旗帜和满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由于汉军编成八旗，所有旗下成员都是旗人，也称汉军旗人。汉八旗中的原汉人后代与满人同样享受世袭待遇，亦有很多世袭佐领之职。汉军旗人在司法上和满洲旗人一样，与民人同罪不同罚。乾隆年间，由于财政原因，汉军八旗曾大量出旗为民，仅剩在后金时期便跟随满洲统治者汉军勋旧之后。到宣统末年，汉军旗人共有21596人，约占旗人总数的6%。

满汉文化

一般认为，清朝统治者在保持满族优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采取汉化政策。但一些研究辽金元清史的日本学者认为，清和辽金元一样属于中国的征服王朝，汉化深度和速度均逊于北魏等渗透王朝；清室只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汉化措施，并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而非全盘汉化。

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满族皇帝也纳有汉族嫔妃，详见满汉通婚。尽管满汉通婚的现象早已普遍存在，不过真正解除满汉通婚禁令，是直到1902年清末新政才完全落实。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并在使用中逐步为汉文所取代。部分史学者认为，正因满人自动汉化才没有在短时期之内覆灭，甚至反被汉人奴化。若无法汉化，则如南北朝的胡族政权一样，无法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而灭亡。支持儒化说者则认为，清朝皇帝只是有选择尊儒，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也没有完全接受，而儒家只是汉文化的内容之一，汉文化不仅仅只包括文字和儒家，还有衣冠、风俗礼仪、各种宗教信仰等 。

西南土司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

清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

首崇满洲

清朝皇帝强调“满汉一体”，在实行一些政策时会考虑到要平衡各族的心理，例如在康熙晚年的内阁大学士中经常在五至六人中保持一两个南方人的名额，令南北地主共同参政。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内阁新加入的成员当中，有两名满人，四名汉人，而在四名汉人当中南人北人各半。此外，康熙亦重点选拔升迁较快的汉族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同时是内阁的候补成员，亦容许有“反清”思想的学者严绳孙担任官职。有学者指出，“满汉一体”实际上是以“首崇满洲”为前提，清朝统治者的满汉畛域观念始终根深蒂固。作为统治族群和八旗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满洲人尤其被清朝历代君主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满洲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后平三藩、灭准部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故终清一代，“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根本”）是清朝的既定国策。雍正帝曾明言，“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满洲，则朕定用满洲矣。”。

清朝时期，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在教育、科考、补缺、律法、生活待遇等方面享有一定特权待遇。清廷特为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等。在文武科举之外，还提供笔帖式、翻译士、皇帝侍卫等方式供满洲子弟进入仕途。高层官职也一向有满（旗）汉缺之分。满洲人可酌任汉缺，反之除极个别情况外，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能力不足以登科做官的满洲人可以从参与最基本的挑选八旗兵丁做起，满洲子弟中的未成年者还可以参与类似于预备役制度的“养育兵”选拔，按月可得一定薪资。清代满（旗）汉亦不同刑，若正身旗人犯充军、流刑罪者有免发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权。满洲人的司法权也独立于汉人之外。例如，驻防旗人触法不归当地督抚管制，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则由步军都统衙门负责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清廷还分拨旗地和营房给满洲子弟居住生活，不必承担任何赋税。旗地和营房受国家保护，不得私自买卖。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均设置“满城”供兵丁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

东北满洲故地无满城之分则设置柳条边，防止汉人进入“龙兴之地”。然而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有多次汉人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记载：“其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地方，乾隆二十七年定例不准无籍流民居住。及三十四年，吉林将军傅良奏：“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二百四十二户，请限一年尽行驱逐。”上曰：“流寓既在定例之前，应准入籍垦种，一例安插，俾无失所。”嘉庆中，郭尔罗斯复有内地新来流民二千三百三十户，吉林有千四百五十九户，长春有六千九百五十三户，均经将军奏令入册安置。其山东民人徙居口外者，在康熙五十一年已有十万馀人。圣祖谕：“嗣后山东民人有到口外及由口外回山东者，应查明年貌籍贯，造册稽查，互相对核。”其后直隶、山西民人亦多有出口者。”

诸多优待政策的初衷主要是为了保证兵源、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同时，这也导致满族受到束缚，居所不能远离本佐领之所在；八旗兵役也使得许多人在各大战争中战死疆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满族人口的发展；经济方面，满族也过于依赖八旗制度，清廷除兵差外，仅允许旗人在所属旗地务农，这使得以京旗为主、已经适应城居生活的满族在清朝中期开始出现生计问题。几代皇帝都曾尝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终因不肯放任旗人自行谋生而均告失败。此外，东北满族因保持八旗兵农合一的习俗，始终没有产生严重的生计问题。自乾隆末年，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并且在之后一系列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接连失败，陷入内忧外困。这期间，在与汉人的交流中，满族逐渐接受汉文化，被视为立国根本的国语骑射遭到废弛。清末民初时，仅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和瑷珲一带还有满语使用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首崇满洲”之国策也随之寿终正寝。

蒙古政策

清朝在外藩蒙古地区建立盟旗制和札萨克制，对蒙古部落采取因俗而治、多封众建的政策。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掌管盟务。盟长先由各旗会盟时，从旗长即札萨克中推选。后来改为清朝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设备兵札萨克一人，管理军务。有的盟还设帮办一二人，协理盟务。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旗长一人，即札萨克，掌全旗要务，可以世袭。又设协理台吉襄赞旗务。其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旗盟官员多是原蒙古各部落的贵族，并被册封为札萨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

盟是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主要职能是监督各旗札萨克。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朝廷直接任命，多选旗长中势力大、威望高、与中枢关系亲密者任之。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朝廷负责，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但各都统、将军不干涉行政事务。如科尔沁部一类可以自治，察哈尔与土默特则被取缔。

清朝对外札萨克蒙古盟旗的管辖，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属、柔远清吏司等机构，地方上有驻扎大臣。定边左副将军即乌里雅苏台将军，为漠北蒙古地区的最高官员，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与将军共同管辖喀尔喀诸部盟旗。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管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乌梁海等旗。库伦办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务，其属恰克图办事司员等人，负责监督中俄贸易。

清王朝统一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其奴隶主们统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为清政府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藏传佛教，有效的收服人心，维护蒙古地区安定局面。蒙古人一向信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满人一直重视笼络大喇嘛，如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呼图克图；与此同时，蒙古八旗亦成为清朝军队的一支生力军，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喀尔喀蒙古八旗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晚清时的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的部队是清朝最后的八旗劲旅。

藏族政策

清代西藏地方官府为噶厦。清朝将西藏纳入版图后为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建立政教分离的制度。当时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设置驻藏大臣，订立治藏章程；派驻官兵，整顿藏军；设立台站，釐定疆域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平息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后决定废除札萨克郡王监政的权力，设立噶厦衙门，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领导。噶厦为总管藏务衙门，设三品官噶伦四人。下设商上，为分管财政的机构，除以噶伦一人管理外，设四品仔琫（孜本）三人，商卓特巴二人。还有专掌粮务的叶尔仓巴、管理拉萨城的朗仔辖、掌刑名的协尔帮、掌马厂的达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种名目官员。后藏也设四品商卓特巴、叶尔仓巴，五品达琫等官员，掌管相应的政务。武官则有四至七品的戴琫（代本）、如琫、甲琫、定琫，从几人至百多人。凡前后藏皆有营寨，按其地理险易和大中小，各设边营官及营官，总计一百六十余人。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厦、商上任职，而僧官又分国师、禅师、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专掌教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政府出兵打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后颁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等做出详细的规定，并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的地位是平等的，而达赖与班禅之间则互为师徒。驻藏大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可直接向皇帝上奏。达赖、班禅上奏事宜必须通过驻藏大臣转奏。此外，达赖、班禅及以下呼图克图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转世，称为“呼毕勒罕”，即奔巴金瓶掣签，均由驻藏大臣监督。

清朝治藏期间，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清末时为防止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渗透，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决定在川边藏区进行改土归流、建置州县等，以继续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宣统二年（1910年）川军入藏后还曾计划将改土归流扩大到整个藏区并巩固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但因次年（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而作罢。

维族与回族政策

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天山南北两个区域。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亦称为回部。由于哈密、吐鲁番率先归服，被封为回部札萨克。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之后，新归附的地区不设札萨克，实行伯克制。伯克原来是回部的酋长，经清朝重新任命，按职责和品级称“某某伯克”，共三十余名目。最高的为阿奇木伯克，掌综一城回务，三品至六品，其次为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四品至六品。其余分掌地亩、田粮、税务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萨克郡王和诸伯克之上，清朝还派驻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又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帮办大臣，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等。乾隆末年以后，内地汉人和回民开始迁往新疆（以天山北路为主），把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到十九世纪初，这些定居北疆的移民已达数十万人。在迪化（乌鲁木齐），1808年时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已达到1775年的十倍。

刑律

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例》编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经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胥吏都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压制长官。清廷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种特订的法律，如对蒙古族有“蒙古律”，对维吾尔族有“回律”，对藏族有“番律”等等。

清朝皇帝为打压汉人反清复明运动与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屡兴文字狱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小人造谣所为。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多人受害。柳诒徵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顺治末年又发生庄廷鑨明史案，并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清朝诸例文字狱中，有名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

清朝外交

外交机关

清朝在近代以前并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因当时清廷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承认与四周国家的平等关系。清朝的外交按照对象的不同，分由礼部、理藩院、内务府与公行制度负担外交事务。六部的礼部负责对日本、朝鲜、琉球与东南亚各国外交或朝贡事务，以维系朝贡体制。理藩院负责交涉东亚内陆如内外蒙古、准噶尔、西藏、俄罗斯帝国等事务，主要防止边患形成。其编制与六部基本相同，官员大多由满族、蒙古族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堂主事、校正官等少数官职。内务府除管理本身内廷事务，也管理欧洲来华传教士、宗教使节团的事务以及国外贸易的传运征收特别税。公行制度负责西洋各国如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贸易关系（在清朝来看仍为朝贡），限制于广州一地，又称广州制度。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清朝对外关系转向被歧视。由于缺乏正式外交机构，为西方国家不满，在《天津条约》就有要求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使得中国正式开始面对新的外交形势。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专门负责对外关系；然而，其地位逐渐被1870年成立的北洋通商大臣所取代。直到1901年的清末新政，将总理衙门改制为外务部后，才得以统一负责对外事务。

藩属国

清朝的藩属国方面，早在皇太极与康熙时期就有朝鲜与琉球国。到乾隆时期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柬埔寨被安南与暹罗瓜分，吕宋与苏禄于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群岛后相继消失）；西南喜马拉雅山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乾竺特与拉达克等国。

海禁与海外贸易

清朝建立伊始，清政府为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统治，曾五次颁布禁海令，并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清初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鸦片战争前美国和英国两个航海大国的船舶总吨位的总和一度逊于清朝，当时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至将近10,000艘之间，约有150万吨。加上其他种类的船舶，全国总有大小江海船舶20多万艘，共计400多万吨。而在1814年，英国全国有大小21,500多艘船，共240万吨；美国在1809年全国有船舶135万吨。

西风东渐

18世纪，欧洲各国普遍流行中国风尚，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普遍持正面和向往的态度，例如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父”的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伏尔泰就曾高度赞扬当时在位的乾隆帝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不过与此同时亦存在不同的声音，佩雷菲特指出1792年外交失败的英使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就包含批判性的看法。然而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著作《A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里对清朝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官员对下属的态度、统治者的仪态以至整体社会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亦有多处正面评价。

有学者指出在乾隆以后，清朝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朝为首的东方世界。

但也有学者指出，“闭关锁国”实际上是西方侵略者强加在清朝头上的贬词，反映出当时对华虎视眈眈的西方国家不顾事实反诬清朝排外，并且指出就算是当时的西方各国的口岸也只容许本国船只进出，本国的进口货物只容许本国船或原产国船装运，并称之为“保护政策”，但又同时强迫其他国家洞开国门，任由他们自由离去和垄断，是为双重标准。此外，英使马戛尔尼曾向清朝提出六项要求，当中包括：

1. 要求英国货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
2. 要求在北京设立商行；
3. 要求在珠舟山占一岛屿，以便英国人居住和收存货物；
4. 要求在广州城划一地方居住英国人，或者居住澳门之人出入自便；
5. 要求准许英商从广东内河航行澳门，货物不纳税或少纳税；
6. 要求确定关税条例。

乾隆帝随之复书批驳英国使臣的要求，信中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一些史学家往往断章独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证明清朝“闭关锁国”，但对英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及关税自主的六项要求却避而不谈。清廷为了防止澳门被霸占的情况重演而限制英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其他国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并无任何限制。广州海关以外的江、浙、闽三个海关依然对外开放。美国东亚史学家欧立德也指出乾隆并非如过去所想的对外界一无所知，乾隆当时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当时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清朝政府也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

签订条约

清朝在近代以前签定的平等条约较少，主要有《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均为与俄国签定。

自19世纪以来，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清廷在列强的威迫下，前后被迫签定许多不平等条约。据统计，中国近代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共有343个，其中四十多个条约影响较大。清朝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下通过开放租界口岸，允许外国人来华经商等割地手段来达到和解。致此中国开始向近代过渡，清廷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同时也丧失中国大量领土的管辖权。甲午战争后，列强鉴于清朝失去自卫能力，纷纷瓜分中国，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由于受到西方乃至日本的侵略以致割地赔款，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也骤然下降。但与此同时也激发自强运动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并为随后的辛亥革命提供发展契机。

国旗与国歌

清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清朝国门，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同西方国家谈判、签约、通商、互派外交人员等外交活动中，看到西方列国庄严悬挂国旗，而中国却无旗可挂，深感有失“天朝威仪”。于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场合中需要有代表中国的旗帜，请求颁制国旗。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黄龙旗”）为大清国旗。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确立的第一面国旗。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其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1911年，清政府将《巩金瓯》定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清朝人口

明末清初，因为流寇扰乱、清兵入塞、入关战争与三藩之乱的关系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饥馑、瘟疫使得中国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明清之际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人口隐匿数量远大于人口损失数量，而真正人口损失最大的时期就是入关战争的战乱时期，以及各种的灭绝性屠杀如张献忠屠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并占领台湾，经过康雍乾盛世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数量未明确，史学家姜涛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人口增长到1亿；赵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过1亿。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正式突破2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亿。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19世纪时，清朝因为太平天国的起事、捻乱与回乱等战乱损失不少人口；光绪年间又发生不少天灾，光绪三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因饥荒与暴乱而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最后加上海外移民风气日盛，因此到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口维持在4亿3千万多人，与道光年间的人口数差不多。

移民潮与华侨

由于中国长年的战乱与屠杀，产生许多真空地区，而后又因为人口大量提升，使部分省份人口过剩，这些都带动移民潮。例如明末领有四川的流寇张献忠，他于1646年兵败退出成都时，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户居民，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后来清廷推动以湖广、陕西等各省人口填补四川地区，史称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四川的趋势历经一个世纪，四川无疑是最大的一个吸收过剩人口的地区。清廷为保护其发祥地东北地区，于奉天（今辽宁省）设立柳条边以禁止汉人向北移民。然而华北地区的贫民仍然为了生计偷偷移民。咸丰光绪年间，清廷考量俄国与日本有意染指东北，逐渐开放移民东北，并且在日俄战争后完全开放移民。福建与广东各省因为山多人狭，又靠海，许多人口移民海外。台湾早在荷西统治时期、明郑时期就获得闽南、粤东的移民，约有十余万人。清初因为防止如朱一贵事件等动乱发生，曾严格限制移民台湾。同治末年发生牡丹社事件，日军一度侵台，这使得清廷积极开放移民台湾。到台湾割日前夕，已经有三百数十万的移民人口。早在十五、六世纪，闽粤人民就时常移民泰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这些海外华人还建立兰芳共和国。鸦片战争之后更多华人移民海外，主要以东南亚地区、美国西部、加勒比海群岛为主。清朝灭亡时，海外已有七百万的华侨。

永不加赋与摊丁入地

康熙后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趋安定，但人丁与地亩的载册数增加迟缓。一方面由于土地与人口的清查不够彻底，再者也由于地主以多报少之故，贫民迫于赋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统计并不确实。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征收丁银的固定总额，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但除补不易，弊端又无法避免。所以采取摊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税（丁税），并入土地税内。这使得无产者没有纳税负担，而地主的负担增加，对于清朝人口的持续增加、减缓土地兼并、以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人口普查

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有感于人口的增长，有必要对人口登记制度加以检讨，并彻底改变户口统计与管理制度，以掌握人口真实情形。然而却遭到廷臣苏霖渤等人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实施人口普查对维护统治没有实质意义，各省户口殷繁，“若每歳清查，诚多纷扰”。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东部发生灾害，由于赈济的人数超过地方登载的户口总数，经过清查发现，有些县份在每年上报人口数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抚全面展开人口清查。隔年，保甲严格执行人口普查制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后全国各省人口数较以往更接近实际人口数。人口查报也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职责。无论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后，人口统计都限于各省。而且京师顺天府、八旗、黑龙江、新疆、蒙古、西藏、台湾、云贵川广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等并未列入户口统计中，不管何时见于官方记载的人口均低于实际人口数。葛剑雄以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户口统计数基本上是较可靠的。

清朝文化

清朝统治中原后，推行的汉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还要深，然而清室也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并且维持本身文化与汉文化的平衡 。清初以来，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没有完全接受。

资料显示，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欧洲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中国图景呈现给欧洲人，而后引发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甚至直到19世纪初，欧洲吹起中国风。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1735年，法国神父翻译并发表法文版《赵氏孤儿》后，造成非常轰动的中国戏剧热。西方对当时的中国也存在负面的声音，认为中国朝廷过于独裁与专权。乾隆末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清朝，在佩雷菲特笔下的马戛尔尼本人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而马戛尔尼本人的日记却如此记载：“中国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和高效，有条件能够迅即排除万难，创造任何成就”。马戛尔尼访华团成员之一的爱尼斯·安德逊却如此评价：“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走过的乡村（北京郊区）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这城市（广州城）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这个马车队伍停歇在一个大市镇内，镇名“吉阳府”。说它是人口稠密，则我又用了这冗繁的语词，这语词可以同样应用于整个帝国，如每个村庄、市镇、城市；不，每一条河流和河流的两旁也充满了人。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不能不对这位伟大、显赫、聪明、慈善的中国皇帝致以崇高敬意。他治理中国60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通呼声，他对他们的康乐与兴旺从未忘怀。在他管理司法方面的情况是：他保护他的百姓中最低微的人”。

六经皆史

清代中期的考据学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当时分成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父子、段玉裁、王引之与王念孙为主，以“博学好古”为宗旨，恪守儒家法则；皖派以戴震为首，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他们“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桐城派健将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道光与咸丰年间，曾国藩又把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然而考据学到后来过分重视琐碎事物的探究，为学问而学问，知古不知今。当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注重六经蕴含的义理，并使用于当代政治上，意图矫正此歪风。鸦片战争后，西学大量流入中国，考据学逐渐式微。

西方技术与思想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输入中国，对于当时的学风由浮虚转为务实，也是有相当的激励作用。他们将西方科技介绍给中国人，扩大其知识领域，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

当时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由康乾皇帝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当中《四库全书》收录了24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

康熙帝亦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四库全书总目》以及乾隆帝亦对西方技术作出较高的评价：“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科技与思想带动中国近代化革新。此时学者如龚自珍、魏源与康有为等人继承章学诚的说法，并进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来应付内忧外患的局势。龚自珍讲求经世之务，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康有为与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他们吸收来自西方的知识，先后推动自强运动与维新运动，这一波改革风潮最后引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文学

清朝文学多元发展，兼容并包历代之文学特色。明朝以前的文学发展多表现在声韵、格律、句法、结构的因袭或创变；清朝承接各代文学成果，先后形成许多学派，将各种在明朝以前已式微的文体重新复兴，并继明末进一步发展各类小说、戏曲；另外，因不同地区、民族互动而呈现出语言风格多样化之文学面貌，于古体诗、近体诗、骈体文、散文、赋、词、曲、小说、戏曲皆然。由于语言转变较微妙，往往被人忽视，造成清朝文学缺乏明显特征与创造力的一般印象。整体而言，清代文学面向相当复杂多样，但质量上也良莠不齐。

散文

清朝前期出现风格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张岱、李渔与袁枚为主；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但是他们的文风不受道学学者支持，这些学者发起复兴唐宋文风的古文运动，此即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与刘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称。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辞精美），三者不可偏废。”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后来曾国藩发展成湘乡派，恽敬、张惠言发展成阳湖派。

诗

清朝的诗风甚盛，以帝王、宗室为首，官方大力提倡诗学，自清圣祖以后诸帝主导官修《御定全唐诗》、《御选唐诗》、《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定全金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选唐宋诗醇》、《钦定熙朝雅颂集》、《御定千叟宴诗》、《钦定千叟宴诗》、《钦定重举千叟宴诗》、《上书房消寒诗录》、《三元诗附三元喜宴诗》、《御定历代赋汇》以及各代皇帝之《御制诗集》，如清高宗酷爱作诗，一生作《御制诗》五集，共计十余万首，每作一首诗便令词臣注释，若词臣不得内容原委则准许其回家查阅典籍，多罗安郡王玛尔浑选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皇帝也将诗咏作为联系、拢络官员的方式。

清初诗家首推钱谦益、吴伟业与王士祯；康熙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王式丹、吴廷桢、宫鸿历、徐昂发、钱名世、张大受、管棆、吴士玉、顾嗣立、李必恒、蒋廷锡、缪沅、王图炳、徐永宣、郭元𨥤合称“江左十五子”。乾隆时期袁枚、蒋士铨与赵翼并称江左三大家，同时黄景仁与郑板桥也以诗闻名。嘉庆、道光年间文人广结诗社，京师与扬州风气最盛，以消寒诗社最知名，代表人物有顾莼、夏修恕、程恩泽、陶澍、朱珔、吴椿、梁章钜、潘曾沂、胡承珙、李彦章、刘嗣绾、周之琦、林则徐、徐宝善、卓秉恬。被称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维新运动，其代表有黄遵宪的以写作反映时代的社会诗，其余如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于清末又发展出同光体，代表作家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且延续到辛亥革命后。清朝诗论学说分成沈德潜的格调说、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刚的肌理说。

词

词兴起于隋唐的“燕乐”，两宋发展达高峰，至元朝衰微，延续至明朝则趋近消亡；清初词学振兴繁盛，康熙年间纳兰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随后产生由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词学蔚为风潮。万树整理词调辑成《词律》，于清词颇有影响力；康熙末，清圣祖敕命王奕清等编成《御定词谱》，为词调格律的集大成钜作，影响层面最广。乾隆、嘉庆朝，常州词派起而代之，反对浙西词派的“清空之弊”，代表人物有张惠言、张琦、恽敬、黄景仁、李兆洛、丁履恒、钱季重、陆继辂、左辅、董士锡、周济、刘嗣绾、刘逢禄、谭献、庄棫、宋翔凤、谢章铤、冯煦、陈廷焯、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人，著名词人辈出，持续到清末民初。清朝因此被称为词的“极盛时期”，“号称词学中兴”，“作家之盛，直比两宋”，门户派别各具风采，婉约、豪放都各自重现、盛行。

小说

清朝小说杰出者众，曹雪芹等著《红楼梦》不仅为四大名著之一，由于其对社会百态和众多人物全面精确的写实描绘和丰富的艺术魅力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以志怪内容反映社会面貌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吴敬梓所著的虽结构松散但足称伟大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以及在《儒林外史》的影响下，以《老残游记》为代表的揭发官场丑态的谴责小说均有很大影响。

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九年（1773年－1784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丰富的文献。“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古代所有图书，故称 “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收录了27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包括西洋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录的书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资》、《坤舆图说》、《乾坤体义》等。

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将他们认为不合礼教的书籍焚毁，导致部分历代书籍绝迹。季羡林在《四库全书精编》一书中说：“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史学家龚书铎亦说：“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人保留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和资料；但是，在编纂过程中，也免不了发生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鲁迅在批评明清以及民国文学时也对《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作出批评：“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亦救亡了不少大量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词组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清朝科学与技术

整体而言，清朝的科学技术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较为落后，在晚期差距更为明显。清初统治者和部分中国学者积极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中西文化技术交流，统治者亦会将习得的新知识实际地运用在治国方面，然而后来由于禁教的原因导致人们对西学日益模糊和隔阂。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明显进展，尤其是在数学、天文、历法等学科方面得到了空前发展，而精于此道的学者也是英才辈出且人数众多，从远古到清朝这段期间，有关学者的数量在清代占了约44%。清代学者亦对古代技术和文献的复兴和修复也作出了贡献。

天文学与地理学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来华传教，带来西方科学与技术。他们先后被任命为钦天监。康熙帝对于天文历算，火炮之学很有兴趣，曾令白晋、德玛诺等人，测绘全国地图，历时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经纬度测绘的地图。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不久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掌管国家天文历法事务。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由于需要新的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雍乾时期，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清朝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在测绘全国地图的过程中，康熙时期编成的数学巨著《数理精蕴》亦发挥了实际作用。

从顺治到乾隆期间，西方传教士在皇帝的要求下制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仪器如赤道经纬、黄道经经纬、简平仪等，同时有相关天文学术著作出现，亦改善和编制了较为先进的历法。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也从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国传播，康熙年间的学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传教士南怀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绍各种工程技术的作品外，亦著有《验气图说》和《形性理推》等对中国的物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并在一定程度下让一些学者启迪进而研究光学，例如在康熙年间写有《镜史》一书的孙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纪前期写有《镜镜詅痴》的郑复光；在对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学者、匠师和科学家如黄履庄、黄履、孙玄球等对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制，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了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

由于清政府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民间的天文学研究也很活跃，主要代表人物有着有《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的王锡阐等。

火器

在器械方面，西方传教士曾为清廷造过不少大炮。康熙年间，戴梓发明连珠铳、冲天炮，颇具威力。但中叶以后，国家承平，不重视火器的改进，以致中西方的火器发展差距愈拉愈远。

清朝有不少关于火器的著作，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了制式武器。其他的著作分别有薛熙撰的《练阅火器阵纪》，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诀解证》，王达权、王韬同撰的《火器略说》，薛凤祚撰的《中西火法》，陈旸撰的炮规图说以及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等。

农业

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清代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高度发展时期，中国历代所编著的农书共714部，其中清以前的二千一百多年间编著的农书为231部，清代267年，编著的农书为483部，为清代以前农书数量的2.09倍，清朝治理及研究蝗虫的技术亦相对比较发达。

医学

清初至鼎盛时期，医药学进步所表现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医药盛况的延续。如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学、方剂学、诊断治疗学、医案整理等，均较明朝更成熟。各家学派的纷争也逐渐缓和，大多医家能采各家之长折衷于临床。但也不乏固守《内经》、《难经》、《伤寒论》，而批评金元以后一切新说的医学，这与当时考据学盛行不无关系。清朝中医药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关于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个新的系统，即温病学说。这一学说的出现，虽然是基于历代医家的有关成就上，但清代温病学派在中医发展史上的贡献，仍然是相当显著的，它并不亚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金朝刘完素创河间学派。

康熙年间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如张诚和白晋等向中国传授西方医学，并且被容许在入职朝廷、建立试验室以传授解剖学知识，康熙对此深感兴趣，甚至曾经在一次研探解剖学时得病。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用满文翻译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著作并名之为《钦定格体全录》，巴多明和白晋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译出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著作，并且在北京传播相关知识。西方传入的医学知识和理论亦引起了当时中国医学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刘献廷研究过人物图说等西方医学著作，乾隆年间著有《医林改错》的医学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视解剖学：“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清朝中叶后，西学的影响不像清初仅局限于个别传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显然变得十分具有影响力。尤其是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把医药作为实现他们宗教目的、掠夺目的的手段，所以西方医学对中国的渗透变得比清初那时更为明显。那时中国人民也有吸收外来医药学的需求，于是中西医汇的主张应运而生。这种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医药学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压抑对传统中医药学继承和发展的一面。

数学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曾名列世界前茅，到明代衰落下来，古算几成绝学。明末，西算传入中国，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起，直到康熙时编成《数理精蕴》（《数理精蕴》是明末清初西算输入时期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被称之为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算输入时期，雍正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又为“古算复兴时期”。介绍西算和复兴古算构成了清前期数学发展的两大内容。清初的历法大辩论，新法以计算精确战胜旧法，这件事使当时知识界对数学重视起来。康熙又聘请传教士徐日昇、白晋、张诚、安多等入宫，讲授几何、代数、天文、物理等科学知识，这就推动了数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方中通、梅文鼎、梅毂成、明安图、王元启、董祐诚、项名达等著名数学家。

清朝学者亦重新发掘出在古代已长期失传的大量数学著作，例如《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者之一的戴震就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和整理出久已失传的许多古典算书。如《海岛算经》、《五经算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以及《夏侯阳算经》。他又从南宋刻本的毛扆影抄本中抄辑出《张丘建算经》和《辑古算经》两种，连同明刻本的《数术记遗》共计十种。这十部算经于乾隆三十八年由孔继涵刻入《微波榭丛书》，正式题名为《算经十书》。戴震还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及杨辉的各种算书，令汉唐以来数学成就的结晶重现。

清朝的数学人才辈出且著作繁多，大约有五百人贡献了一千多种数学著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因受乾嘉汉学的影响，多集中在对古算的整理、注释方面。在若干领域内，清代学者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如陈世仁发展了宋元以来垛积术的研究，即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方法；焦循注释《九章算术》，提出了加减乘除的交换律；还有汪莱和李锐继承宋代天元术和四元术，发展了方程论的研究，对方程根的性质以及根和系数的关系等进行探讨。

建筑学与基建

建筑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或雄伟庄严，或富丽典雅，彩绘藻饰，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错落有致。著名匠师梁九、雷发达均有高超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带来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坡度，降低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期间，厘定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郑氏自动挂钩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培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