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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文麿

拼音:Knoe Fumimaro
最后更新时间:2021-09-07 23:54:05

近卫文麿简介

【生卒】:1891—1945

 

【介绍】:

近卫文,日本贵族政治家、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推行者、侵华战争的罪魁之一。

1891年10月12日,近卫文出生在东京的显赫贵族家庭。其先祖大织冠藤原镰足辅弼中大兄皇子诛灭劲敌苏我氏,立有汗马功劳。此后,藤原氏成为辅佐天皇的股肱之臣,长期任摄政、关白等要职。源赖朝时摄家分立,成立了近卫、九条鹰司、二条、一条五摄家。后来近卫家绝嗣,“后阳成”天皇将四皇子过继给近卫家,近卫家从此享有皇室血统。其父近卫笃是明治时期的知名人物,曾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议长等要职。在这样的显贵家庭影响下,近卫文自幼深受保皇思想的熏陶,对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天皇制国家忠心耿耿。

1903年,近卫文毕业于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初等科。1904年,其父去世,作为长子他承袭公爵爵位,成为近卫家族的弱冠家主。

1909年3月,近卫文毕业于学习院中等科,4月转入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1912年3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10月转入法学科。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号称“最后元老”的西园寺公望,后者对近卫的仕途生涯影响极大。

1917年,近卫文大学毕业之后,由西园寺公望引荐入内务省地方局任职,开始涉足政界。1918年12月,他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排除以英美为本位的和平主义》一文,明确表示了要通过战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思想。

1919年1月,近卫作为西园寺公望的随员出席巴黎和会。回国之后,他在《战后欧美见闻录》中鼓吹“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近卫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积极活动,扩大影响。1922年,他就任“东亚同文会”副会长。1926年出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参与组织“十一会”、“火曜会”、“日本青年会”、“新日本同盟”、“二五会”等右翼团体。1931年,近卫成为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出任贵族院议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敲响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战鼓。近卫对日本军人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在《元老重臣与我》中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

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阀中的“皇道派”青年官兵发动了二二六政变,导致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向天皇推荐近卫组织新内阁,但近卫倾向于“皇道派”,感到难以处理二二六事变问题,便以健康欠佳为由加以拒绝。接任的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执政仅一年多便因无法控制国内的政治矛盾而相继垮台。西园寺公望再度向天皇推荐近卫组阁,而近卫此时似乎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官僚、政党和各派军阀都希望在目前“帝国的不统一”的状态下,近卫能够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强有力的内阁。

1939年6月4日,近卫受命组阁,成立第一届近卫内阁,时年46岁的近卫被称做“青年宰相”。近卫组阁后,立即着手在日本国内推行法西斯化,加快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近卫组阁时声称新内阁的任务是“缓和相克摩擦”和实行“国际正义”。“缓和相克摩擦”是指对内要建立“以天皇为轴心,把军部、官僚和人民结合起来”的法西斯独裁体系。所谓“国际正义”就是能够使日本称霸世界的国际秩序,此种国际秩序要靠对外扩张、重新瓜分殖民地来形成。

1937年7月7日,近卫组阁仅一个多月,日军就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侵华战争蓄谋已久,近卫就曾多次提出“华北经济开发”对日本的意义。因此,事变发生后,近卫内阁虽曾声称“不扩大事态”,但在事变的第四天就即发表“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决定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从朝鲜派遣1个师团,从中国东北派遣2个旅团,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近卫还亲自召集财、政等各界头面人物,要求他们为战争出力。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侵华战争不断扩大,8月7日,近卫内阁召开四相会议,决定“大陆主要使用武力的地区应为河北—察哈尔区和上海”。根据这一决定,日军发动了八一三上海事变,相继攻陷上海和南京,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为确保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内阁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1937年9月,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国民灌输“尽忠报国”,“征服世界”等法西斯思想。10月,设立旨在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企划院,制定《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等法令,促使整个国民经济为战争服务。10月15日,近卫从工商巨头、军人和议会政党中选出10名最有势力的人物作为临时阁员———参议。11月22日,组成包括首相在内的指导战争的大本营。

1938年初,日军攻占南京等城市后,近卫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称“帝国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借此一方面向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招降,另一方面促使国内竭尽全力加强军备,改革国内体制,尽快以武力征服中国。1938年3月31日,近卫内阁公布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为法西斯的总体战效劳。同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军的速决战美梦破产了。为此,近卫在11月3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把对国民党政府以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向国民党诱降。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了着名的“近卫三原则”,即“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但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打破了近卫的如意算盘,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日本政府内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届近卫内阁于1939年1月宣布总辞职。

近卫辞去首相职务后,旋就任枢密院议长,并在平沼骐一郎内阁任无任所大臣。1940年6月,他辞去枢密院议长之职,开始着手推行所谓“近卫新体制”。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随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席卷整个西欧。德军的辉煌战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侵华战争的僵持局面极为不满,为扩大战争规模,他们强烈要求铁腕人物组阁,调整日本的战略。

1940年7月 22日,近卫第二次组阁,7月26日,在近卫内阁的会议上确定了《基本国策》,提出要“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为达此目的,在国内确立“发挥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对外推行南进政策并强化与德意的联盟。10月 12日,近卫建立了“大政翼赞会”,并自任总裁,声称“大政翼赞会”仅作为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而不作为政党,不论军阀或官僚均可加入,以此扩大其政治基础,减少军人和官僚的对立,实现国内政治的一体化,完成日本式的法西斯化。近卫内阁还在1940年12月6日设立情报局,以此箝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1940年9月29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日本由此与德意结成了军事同盟 。为集中力量推行“南进”政策,近卫政府在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并在战争初期取得了巨大胜利。德军的军事冒险一再得逞,这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十分眼红,南进的心情空前迫切起来。7月2日,近卫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以全力向东南亚扩张,“不惜与英美一战”。近卫内阁为日本铺好了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

为配合“南进”方针的落实,近卫展开外交攻势,加强了自1941年4月开始的以牺牲中国求得妥协为内容的日美谈判,企图通过谈判,一方面断绝中国的一个最重要后援,迫使中国早日屈服;另一方面为侵略战争赢得时间。但在谈判过程中,外相松冈洋右过于锋芒毕露,一味激化同美国的矛盾,同近卫的策略发生了分歧。为统一策略,近卫决定内阁全体辞职。

1941年7月18日,近卫组成第三届近卫内阁,起用预备役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为外相,继续同美国谈判。7月28日,日军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开始了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9月 3日,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近卫文畏罪自杀“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紧接着在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取得成果,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到了10月,日美谈判仍然陷于僵局。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近卫认为立即同美英开战的条件尚不成熟,胜利的把握不大,而“战争如无百分之百的安全,就必须避免”,不愿承担开始的责任。但此时日本统治集团内主张立即对美英开战的呼声甚嚣尘上,陆军已经开始了兵力的动员。东条英机作为立即开战派的代表人物向近卫提出:如果不按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定执行国策,那幺参与这项决定的近卫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由于东条的态度十分强硬,近卫内阁被迫辞职。

东条英机上台组阁后不久,便在1941年12月8日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尽管近卫反对立即开战,但这绝不是说他反对战争,近卫三届内阁事实上已经将日本推上了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在东条组阁后,近卫向东条赠送日本军刀,作为对后者的鼓励。1942年元旦,近卫被日本舆论称为“日本第一蠢人”、“战败主义者”。

近卫文麿畏罪自杀

日本的侵略战争很快便走向了失败。至1945年初,狂妄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已经无法扭转败局。为此,近卫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才能保存天皇制。1945年2月14日,近卫上奏天皇陈述此点。但日本法西斯仍想负隅顽抗,坚持“一亿玉碎,本土决战”。天皇甚至准备派近卫去苏联交涉,以求得苏联继续保持中立,但因苏联拒绝而未成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随即占领日本。17日,日本组成东久迩宫亲王内阁处理投降的善后事宜。近卫在内阁中任国务大臣,后又在币原喜重郎内阁中任管理宫廷内务的“内大臣府御用挂”。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还曾委托近卫修改宪法。当近卫着手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近卫是战犯,不适宜做此项工作。占领军当局迫于舆论压力而于11月1日声明“没有委托修改日本宪法的事实”,并废除内大臣府,发出对近卫的逮捕令。

1945年12月16日清晨,近卫文在被捕前数小时畏罪服毒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