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

项英简介

【生卒】：1898—1941

 

【军衔】：将军

【介绍】：

项英原名项德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项英，189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的贫苦店员家庭，幼年丧父，小学毕业后辍学。1913年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做工。1919年五四运动后，参加董必武、陈潭秋等开办的工人夜校，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项英组织领导武汉纺织工人第一次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项英即主动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联系，被派往江岸筹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1922年4月，项英由包惠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武汉各工会联合成立武汉工团联合会，项英任组织部长。1922年7月，项英前往上海出席中共“二大”。8月，参加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工会筹备会议，当选为总干事。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并决定举行京汉铁路总罢工，项英担任罢工委员会总干事，参与领导罢工斗争。

1923年6月，项英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仍回武汉，任中央驻鄂委员。1924年5月，调往上海。9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项英任俱乐部委员会主任。1925年1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四大”，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和李立三、邓中夏等组织领导了沪西22个纱厂、4万余工人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1925年4月，项英奉党的指示返回武汉，以恢复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活动。五卅惨案发生后，奉命返回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担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

1926年5月，项英同邓中夏、苏兆征、刘少奇、李立三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项英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会后，项英返回武汉，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长。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全国总工会汉中办事处成立，项英任办事处宣传部主任。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后，又担任副委员长、党团书记，同时担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7年2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项英出任政治教官，讲授“工人运动”等课程。4月，项英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项英改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28年春，项英被指派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1928年6月，项英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随后，项英化名张成，于8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监察委员。回国后，项英出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委派项英为长江局书记。同年底，调赴中共苏区工作，肩负组建苏区中央局和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在周到任之前，项英代理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朱德、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并分兼红军总司令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4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代表团改组了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任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项英住中央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任副主席兼劳动人民委员及代理财政委员。1933年1月，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成员先后到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同年5月，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增加项英为军委委员，并决定在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到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主持军委工作。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兼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9月，代替病中的王稼祥任军委副主席。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中共中央决定项英同志留下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后，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主席、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陈毅等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南方游击战争。华北事变后，项英与陈毅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号召“抗战救华北”。1936年9月，项英又同陈毅一道提出“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去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全国联合一致抗日，实现对日战争”。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项英又发表《芦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的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愿意联合抗战。不久，撰写《中国新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提出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游击队必须遵照党中央的路线与要求，与国民党谈判，争取合作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项英和陈毅主持召开粤赣边区干部大会，统一了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的思想，并派人到其他游击区联络和传达。项英还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进攻粤赣边区的国民党军，提出进行抗日的谈判。1937年底，项英(左三)与新四军部分领导在南昌合影。

项英于1937年9月底到达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一到南昌，项英即打电报给毛泽东及中共在南京的代表叶剑英，从而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项英在南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从红军游击区撤退，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释放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军队等问题，10月底，项英取道南京飞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项英关于南方游击队工作情况汇报后，做出专门决议，给予高度评价。并指示项英返回南方负责组建新四军。

1937年底，项英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从延安到武汉同国民党谈判，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问题达成协议。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由于当时实行统一战线，没有设政治委员。项英名为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还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和陈毅、张云逸、曾山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在短时期内就将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的4个支队，共 1万余人，6000多支枪，从1938年3月起陆续在皖南集中，军部由南昌进驻皖南歙县岩寺，后转至泾县云岭。

1937年底，项英(左三)与新四军部分领导在南昌合影

新四军整编完毕，项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首先派出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随后又组织新四军第 1支队、第 2支队向江南敌后挺进，先后创建苏南、苏中、皖东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9年2月，新四军领导人与周恩来合影(后排右一为项英)

1939年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并同项英等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战略任务。4月，党中央致电项英，重申发展华中的方针。据此，项英同叶挺、陈毅等一道，领导新四军，积极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经过两年的艰革斗争，完成了向北发展，建立巩固的苏中、皖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在大江南北收复大片国土，建立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从成立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940年的10万余人，对日作战4000余次，歼敌9万余人(其中日伪军5．5万余人，顽军3．49万余人)，奠定了长期坚持华中抗战的基础。项英作为东南局和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其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中共中央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和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

但是，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曾经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需要经过统一战线，对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努力扩大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等指示，没有完全执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缺乏应有的警惕。

1940年10月，国民党当局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强令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撤退到黄河以北。中共中央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决定驻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并要求项英组织皖南的新四军迅速北移。项英对于执行党中央的此决定犹豫不决，强调客观困难，迟迟没有行动。在党中央再三催促下，才于1941年1月4日率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出发北上。6日，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是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在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并拒绝叶挺军长关于立即组织突围的正确主张，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有利时机。1月8日，项英带领袁国平、周志昆等离队，企图突围，使部队失去了领导中心。突围未成，项英等于10日返回军部，致电中央做出检查，表示愿意听候处罚，并坚决与部队共存亡。12日，中共决定皖南新四军一切行动由叶挺最后决定。项英随军北上，当夜，叶挺决定分散突围。在突围过程中，袁国平牺牲，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项英、周志昆突围后隐蔽于泾县赤坑山蜜蜂洞中，准备寻机北渡，不幸于3月3日深夜被叛变的军部副官刘厚忠杀害。

全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奉命派专人到赤坑山找出项英的遗骸，1955年6月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项英的主要着述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当前抗战的教训》和《项英将军言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