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生之死：从《论语》所阐释的君臣父子来解释
春秋时期，晋国太子申生因骊姬之乱自缢而死，后人对其评价纷纭。为了给历史人物以正确的评价，参照春秋时代贵族子弟的生活环境与其所接受的思想熏陶，以《论语》中所阐释的君臣父子观为参照，从申生的人子、人臣、储君三种身份的角度，对申生自缢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作为一国之纲和一家之轴，支撑着整个封建社会的运转。君臣父子关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伦理基础，《论语》对这些伦理关系的陈述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晋献公时期，骊姬之乱使得晋国太子申生自缢，诸公子四处逃亡，直到晋文公流离在外十九年后重归晋土，晋国才又开始复兴。但在这期间，晋国内斗不断，元气大伤。太子申生作为事件的受害者，留下了一段让人心生感慨的历史。对于申生的评价，《国语·晋语》中记载“是以谥为恭君”根据《逸周书·谥法解》中对“恭”的阐释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申生总体上还是持肯定观点的。
白居易在《晋谥“恭世子”议》中写道：“大凡‘恭’之义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臣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那么，申生身为人子、人臣、国家储君，是否做到了这三点呢？本文将以《论语》中所阐述的父子、君臣之道作为参照来分析太子申生自缢的价值。
一、以《论语》中的君臣父子观作为申生之死的参照的合理性
评价历史人物，应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当中。以《论语》中的伦理观作为评价申生的参照，符合以下两点条件：
（一）时代
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
结束于僖公五年：
晋侯使以杀太子申生之故来告。
以公元纪年，则公子申生之事发生在公元前666年到公元前655年之间。
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即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与申生同处于春秋时期。又《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此时的孔子已可以为贵族师，其学识见识可见一斑。我们就以孔子二十岁（公元前531年）来计算，据公子申生之事仅124年。孔子也处在战乱不断、诸侯争霸、王道不行的社会环境中，因此，以《论语》中所阐述的君臣父子之道来作为申生之事的参照是合理的。
（二）观念
现代人看申生之事，多感其忠孝，哀其不幸，评为“愚忠愚孝”，但这都建立在当代人的道德基准上，未必符合申生当时所处的环境和他所接受的道德准则。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虽如此，时人仍读诗习礼，重礼乐之道，行人问答出口言诗便是明证。申生作为太子，从小定从这些典籍中接受道德礼仪的熏陶。孔子崇周礼，有修诗之说，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由此看来，孔子与申生所接受的教育是同一范围内的。因此，以《论语》中的君臣父子观作为申生之事的参照是合理的。
二、子之道
申生是晋献公与齐姜之子，必将对晋献公履行人子的责任。孝道是中国的优良道德传统之一，自古以来，各圣贤都对“何为孝”下过不少定义。《论语》中谈到“孝”有十九次之多，如：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里仁》）
总的来讲，《论语》中把孝看作是仁的根本，也将孝道由浅到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能够赡养父母，这是子女是最基本的义务；第二层是要敬重父母，恪守对待父母的礼仪；第三层是在精神上与父母有沟通，不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是最深程度的孝。我们从申生平时的修养和实际行为中可以看出，申生对晋献公是非常尊重的，从不违背他的命令，不管是“使大子申生居曲沃”[3] （P.240 ），还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臯落氏”[3] （P.268 ），申生都言听计从。被骊姬设了圈套蒙冤之后，有人劝申生辩解，申生不但没有辩解，反而处处替献公考虑：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
可见，申生不但顺从父亲的意愿，也非常关心父亲的喜怒哀乐，努力想让父亲开心。按照《论语》中对孝的阐释，申生可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孝子了，而他最终却没有得到孝子该有的回报，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三、臣之道
除去人子的身份，申生还是晋国的一名臣子。那么他是否是一个仁臣呢？《论语》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君臣之道的言论。如：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八佾》）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俱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先进》）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
《论语》中所记载的言论申明：作为臣子要对君主尽忠，但臣子对国君尽忠要以君主礼待臣子为前提，对于君主做出的错误决定，臣子是可以不听从的，如果以道事君行不通的话，臣子宁可辞职。申生作为晋国的臣子，是需要对国君尽忠职守的，那么，晋献公是否做到了以礼来对待申生呢？
《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还，为太子城曲沃。
太子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晋献公使太子将下军是给予太子卿大夫的职位；为其都曲沃使申生远离自己，有排斥之意。晋献公派遣太子去讨伐臯落氏，里克曾进谏说：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
可见晋献公违背了礼制。但是对于这种君不以礼使臣的做法，申生也没有一点反抗。申生出征前晋献公赐他偏衣和金玦，里克和狐突已经猜测到了晋献公心中的真实意图，劝谏他拒绝出战，但申生辞曰：
不可。君之使我，非欢也，抑欲测吾心也。是故赐我奇服，而告我权。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谮在中矣，君故生心。虽蝎谮，焉避之？不若战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
可见申生也知道晋献公对自己已心有隔阂，太子之位可能不保，但还是没有做出丝毫反抗，忠实地听从了父亲的安排。从申生的角度来看，他一心所想的只是忠君，而为人臣的真正职责却是辅助国君治理国家，使民富且乐。所以，申生非但没有以道事君，还纵容君主的过失，《荀子·臣道》云：“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因此，申生并不是一个称职的臣子。
四、储君之道
作为晋国的太子，申生身担国家重任，其言行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申生自缢以后，晋国上演了一场持久的争位之战，政局动荡，许多有才之士也成为不同派别斗争的牺牲品。由于国君之位不定，上层领导群的注意力被分散，疏于对国家的治理，百姓的生存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君臣之道是相互作用的，因此《论语》在阐述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臣子时，也从侧面阐述了一个称职的国君是怎样的。《论语》中有关国君问政的记载有：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
在骊姬之乱中，晋献公无可争议地是个昏君，但作为储君的申生也未能认清自己身上背负的使命。《左传·闵公二年》中记载：
大子将战，狐突谏曰：“不可。昔辛伯念周桓公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于难。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图之！与其危身以速罪也。”
在这段话中，狐突已经将晋国的现状说明给申生了，为申生提供了他可以选择的道路——“孝而安民”，点明他个人的选择关系着人民的安危和国家安定，但申生不愿让自己落一个不听君令的名声，拒绝了狐突的建议。
《国语》记载申生在临死之前，让猛足转告狐突：
申生有罪，不听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国家多难，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以至于死，虽死何悔！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尽管申生完全没有把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但他心中也还心系着国家的命运，知道国家的现状不好，以后也可能面临更多的灾难，所以才请求早已闭门不出的狐突辅佐晋献公治理国家。可是申生更多地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要求仅限于做一个言听计从的孝顺儿子，即使意识到晋献公这样做会使国家蒙受灾难，却听之任之，没有试图做出一些挽救。因此，申生算不上是一个称职的储君。
我们不能凭空想象如果没有骊姬之乱，申生即位后就会使晋国强盛。但从历史的现状来看，申生自缢，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都是无益的。
五、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以《论语》中所反映出的父子、君臣之道为参照，从人子的角度来看，申生称得上是个孝子；但从晋国的臣子和储君的角度上考虑，申生为臣不谏，听任君主的昏庸，为储君不智，眼看国家即将蒙难却以死逃避。因此，申生作为臣子、储君是失败的。
自古忠孝两难全，尽管我们为申生的选择和命运扼腕叹息，但我们还是体会到了申生抉择时的痛苦挣扎，我们没有权利一味去指责身处其中的申生，相反，申生在某些方面也是值得钦佩的。申生在临死前说：
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释，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无勇。去而厚怨，恶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将伏以俟命。
申生认为死亡是自己最合适的出路，是仁、智、勇的表现。
申生从父命、从君命，虽然其行为使他成为了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下的牺牲品，但是他心中存孝，心系社稷，最后选择以死明志，也算是他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追寻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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