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大夫是不是靳尚？

无论是《战国策》还是《史记》并没有说过上官大夫就是靳尚，古代史学家不可能用完全不同的两个名称来记述同一个人。

在汉人著作中也有关于上官大夫和靳尚的记载，刘向《新序·节士》曰：“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奢屈原。”

上官大夫画像

王逸《楚辞章句》上说：“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奢毁之”二者的记载都将上官大夫和靳尚看作二人。

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其中上官被列于“中中”，靳尚被列于“下上”，他们差两级。班固在这里很明显的把他们分为两个人。这应该是判断他们为两个人最重要的证据。

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也说：“《史记》曰‘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朱熹《楚辞集注》又说：“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这里也将上官大夫和靳尚明确分为两人。

当代学者邹云鹤先生早在1962年就以“上官大夫并非靳尚”为题发文予以拨正和澄清：造成错觉的是刘向的《新序·节士》。刘向在该文里写有“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刘向在这里把上官大夫和靳尚第一次拉在一起，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认定他们是一个人。

因为，“上官大夫靳尚之属”应该理解为，“上官大夫、靳尚之属”，因为“属”是表示复数的。他认为：“把上官大夫与靳尚作为一个人。”是从王逸的《楚辞章句》中所产生的误会。王逸在《离骚经章句第一》中写道：“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僭毁之。”这句话咋一看来，很容易把“上官靳尚”当作一大夫。如唐·张守杰的《史记正义》在上官大夫名下注曰：“王逸云上官靳尚”。

洪祖兴也以迷惑的态度在《楚辞补注》中在王逸的这句话下写道：“史记曰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以为王逸搞错了，其实王逸并没有错。他说的是‘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就是说“上官”和“靳尚”都是与屈原“同列”的大夫（语见1962年5曰9日《光明日报》文为“上官大夫非靳尚，作者邹云鹤”）称谓。

范正生先生也认为唐代张守杰的《史记·正义》将上官大夫解释为：“王逸云上官大夫靳尚。这是张守杰对王逸章句的误解，将上官大夫与靳尚看作一人。也许正是由于张守杰《正义》的失误，才出现了上官大夫与靳尚合二为一的误传，以致于使郭沫若先生也把上官大夫与靳尚理解为一人。中华姓氏研究员靳国年先生认为在“上官姓氏起源的传说”中，“上官”起源于上官大夫，这显然和靳尚的后人姓“靳”矛盾可见，上官大夫和靳尚的确是两个人。

靳尚并非陷害屈原之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两次记载上官大夫与屈原之间争斗的事件。第一次是屈原“造为宪令”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便馋谤屈原，使怀王“怒而疏屈平”；第二次是怀王被拘于秦犷顷襄王继位后，令尹子兰“卒使上官大夫短屈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在这里司马迁已告诉我们，上官大夫在屈原任左徒时就在任，顷襄王继位后仍在任，上官大夫第二次陷害屈原已是怀王三十年以后的事了，而靳尚在怀王十八年就已去世了。由此，淮南大学教授靳学远感慨说：“公元前278年，屈原（62岁）投汨罗江自沉而死，靳尚于公元前311年秋被张旄杀害（当时屈原29岁），靳尚死后33年还能陷害屈原，靳尚真了不起啊。”

靳尚是楚国的贤臣《楚辞策二》说：楚王将出张子，恐其败已也，靳尚谓楚王曰：“臣请随之，仪事王不善，臣请杀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谓张旄曰：“以张仪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穷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刺之，楚王必大怒张仪也，彼仪穷，则子重矣。楚，秦相难，旄魏无患矣。”张旄果令人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大怒秦，构兵而战，秦、楚事魏，张则果大重。

从这段记载看来，在国家危难之时靳尚挺身而出，出使秦国，为捍卫国家利益，以身殉国。“终使楚王大怒秦，构兵而战”为靳尚报仇。可以说，靳尚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忠君爱国的大贤臣，他既是楚王的心腹爱臣，曾经几次救怀王于生死之间，使怀王“食不繇靳尚则不甘口，衣不繇靳尚则不安于体，出号令不繇靳尚则王心惘然不足。”靳尚又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深得楚国朝野信赖与敬重的重臣。靳尚还是全力辅助楚怀王熊槐治理国家，力促联合楚、齐、燕、赵、韩、魏六国一同抗秦，并与苏秦一起促成六国君王齐集楚国郢都，结成联盟的能臣。正因为怀王对靳尚的十分倚重和对靳尚忠义的表彰，才把最丰饶的靳江流域赐为食邑，并以封地为姓。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杭先生说：“要研究历史，尊重历史，还靳尚以公道。”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山西档案》杂志社编辑，仝建平先生强调：“我们有责任给靳尚正名。”

北京财经大学历史系教授杜靖，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教授张俊峰也指出：“为了不让后人再以讹传讹，我们必须明确说明：“上官大夫和靳尚根本不是一个人，屈原并非靳尚陷害的。靳尚是一个真正的能臣、贤臣、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