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庚迁殷造成的影响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音bó，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就不得不搬家。

盘庚迁都据说是因为奄经常有水灾，所以才要迁都。但历史上商族在盘庚以前，是经常迁徙流动的，自契至汤，十四代，有八次迁徙；自汤至盘庚，十代，有五次迁徙。商族的迁徙，见于记载的前后达十三次。《尚书·盘庚篇》说：“视民利用迁”。“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等等。这些记载说迁徙的原因是为了民众躲避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

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他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决心迁都。

盘庚迁殷

史书关于盘庚迁都的详细过程记载并不多，从《尚书》记载来看，当时的迁都遭遇了巨大阻力。阻力来自于两个方面：贵族在奄已经获得了丰厚利益，占有了大量土地和奴隶，当然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平民安土重迁，对迁徙后的未来顾虑重重。这两股阻力甚至走向合流，有些贵族也借机煽动平民聚众闹事，试图借助社会舆论威吓盘庚。

针对这些阻力，盘庚在向百姓说明迁都躲避水祸理由的同时，还竖起了两面意识形态的旗帜——一面“天命”，一面“先王”，将迁都定位为顺应天意和贯彻先王法度。这一招十分有效，给迁都带来了强大的合法性。对于那些仍然执意阻挠者，盘庚则采取了强硬手段，宣布要赶尽杀绝，使他们断子绝孙（“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

在盘庚正反两面着手下，迁都终于顺利实施，但迁都后仍然有不少贵族心怀抱怨，反对声音依然很多。此时，盘庚又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一方面安抚贵族，只要顺从王意、拥护新政，就会得到奖赏，世世代代得到传颂，另一方面，如果贵族与自己离心离德，就严厉惩罚，决不姑息。

盘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句指导思想：“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句话十分高明，用人要用旧的，制度却不能因循守旧，要经常变革。既鲜明地提出了新的执政理念，又打消了贵族、官员们对自身前途的担忧。经过盘庚的一番努力，朝政逐渐安定下来。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

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反映了这时候农业的重要性己经超过了畜牧业，人们有了定居下来的需要。

盘庚决定迁殷，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过着腐化的生活。他们寄生在国人和奴隶身上。残酷地剥削人民和奴隶，任何事情都驱使奴隶去做。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不堪忍受折磨大批逃亡。在统治者之间，对王位的争夺也十分激烈，有的人说应当父死子继，有的人说应当兄终弟及，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为争夺王位，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为私利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

商朝被阶级矛盾和奴隶主内部的矛盾削弱，国力日渐减弱，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也起来反叛，加上水涝、干旱等等自然灾害，内外变困使得商朝这个奴隶制国家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

迁都之后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奴隶们在这里被迫夜以继日地劳动，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出现在殷的土地上。从此，商朝的都城就永久地固定在殷城，由于盘庚的治理，商朝在这时政治上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此有了更大的发展。 那时候，铜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商代的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更加扩大了青铜器的制作范围。殷城附近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青铜器作坊，有上千个奴隶在作坊里劳动。

奴隶们用铜、锡、铅三种金属做原料，冶炼铸造了成千上万件斧、戈、矛、刀等武器;鼎、爵、瓢、壶、盘、盂等饮食器皿;斧、凿、钻、铲等工具。许多青铜器造型十分优美，十分精巧的花纹图案，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后来著称于世的青铜器文化。

考古学家在殷的遗址是发掘出了很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它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长一百一十厘米，宽七十八厘米，重八百七十五公斤，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个字，并因此而得名。它现在完整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发掘到的最大青铜器。从商代的青铜器也可以看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以奴隶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

在殷墟遗址中，还有大批乌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脾骨出土，上面刻着许多文字。这些文字，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古的文字，叫做甲骨文，一共有三千多个单字，大多已经被考古学家破译出来了。

原来殷朝的王室贵族很迷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采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向鬼神询问事情的吉凶，予测事情的结果，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大都是占卜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后来是否应验等等的记录。这些卜辞记载着殷朝的许多大事，为我们研究殷商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盘庚迁都，使得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摆脱了困难的处境，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生产技术、制作工艺魏有了相当成就，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