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是怎么死的？

因为守卫就是接了命令，一定要逼死赵武灵王赵雍。所以他叫喊也好，翻墙也罢，都毫无用处。沙丘是一座宫室，贮藏了很多粮食，赵雍一个人用才维持了许久，后来靠掏鸟蛋、生吃雏鸟也维持了一阵，直到三个月后方被饿死。

赵武灵王雕像

至于守卫为何敢于逼死前任国君、现国君的父亲，当然是因为在现国君惠文王赵何的默认下，赵国贵族官员的集体意志。一世要强的赵雍，没有在大势已去时挥剑自裁，而是苦苦撑了三个月，幻想能等来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援军，想来也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倒不是有意要用这种残忍方式来杀死他。可参见：英武一世，智昏一时——评赵武灵王与“沙丘之乱” - 狐言论史 - 知乎专栏武灵王二十四年，在不断惨败和挨打，国势衰颓之极的困境中，年届不惑之年的赵雍终于孤注一掷，发动军政改革，下令举国衣胡服、习骑射，效仿游牧民族，建立起一支当时中原各国绝无仅有的精锐轻骑兵；又选贤任能，削弱宗室大臣势力，提拔肥义、楼缓等人为重臣；随后一转外战颓势：在十年战争中对宿敌中山国屡战屡胜，不断迫其割地请和，最后集中二十万大军，苦战五年，竟将这个之前国力并不下于赵国的战国列强一举吞并，使河东河北两块国土终于连为一体。

而同时在西线对林胡、楼须两只游牧部落的战争中也连连告捷，夺取其领地，为雁门郡和云中郡，同时将大量胡骑部众收编入赵军骑兵。

十年间，赵国疆土一下子扩张了将近三倍，其在战国七雄时代的基本版图，正是武灵王后期的扩张一举奠定。史载“时赵之强，甲于三晋”，魏、韩两国国君并携其太子来朝。（【梁襄王与太子遫、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赵雍也由此被誉为关东列国最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一。

然而，在攻灭中山国的前三年，赵雍因为自己私爱，做出了一个直接导致其最终悲剧结局的决定，就是让位于幼子赵何，自称“主父”。

春秋战国时期，君权远不及后世强化，立储不是君主一家之事，更是举国卿大夫的国事。君主以私爱而无罪废立储君更是国之大忌，废长立幼不知令多少英明君主晚节不保，不知令多少强国转盛为衰。

赵国历史上，之所以作为三家分晋、力抗智氏的主角，其后百年反被魏国夺取中原霸业，便和赵襄子不传子而传侄孙赵献侯，其弟赵桓子趁乱夺位导致的内乱密不可分。

前车之鉴如此，赵雍又因为对王后吴娃、及其所生赵何母子的私爱，一定要立赵何为继承人；又为了不至于在自己死后，赵何即位时发生类似变乱。他就别出心裁地想出了自己壮年退位为“主父”，摄国政，让赵何提前接班为赵王，以正式的国君名义来强化和巩固其统治的对策。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大臣如肥义等，都派到新任赵王赵何身边去辅佐。这才是其壮年让位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让幼子将来接班时，国家不致变乱，就趁自己还年富力强时，提前给他正式国君身份。

至于其自称的让幼子主国政、自己好一心领军，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因素，但大体不过是台面上冠冕堂皇的说辞。春秋战国数百年，后世列朝两千年，谁说国君领军时，太子或其他大臣就不能摄行国政，而定要君主名义不可了？

这个做法和日本战国时期的许多封建领主（或称“大名”）有异曲同工之妙。彼等在壮年时退位但仍掌握实权，让属意的儿子为名义家督，如此既能保证自己死时，已经继任数年、十数年家督的儿子的统治合法性，又能培养其担当领主的能力，何乐而不为？

然则，天朝情势终究非东倭小国可比，赵雍创制“主父”之称既为自古所无，那么仅仅是国君生父的身份，也并没有专断国政的正当法理。于是同时亦是国家大臣的赵相肥义等，逐渐都将自己首先效忠的主君变成了赵王何。

随着赵王何年龄愈长，“主父”赵雍泰阿倒执，权柄渐失，已成必然。

于是赵雍才想到扶植废太子赵章，两分赵国国土，立赵章为代王，意图藉此令两个儿子相争，自己从中调处，自可趁机收回王权，甚至重登王位。

肥义对赵雍的拒绝正是严厉的告诫，“国无二日、百姓方宁”，明指赵章，实指赵雍自己，亦代表全体赵国臣民的心声。可惜赵雍被私欲蒙蔽双眼，一意孤行，如此将个人的权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本身就成了赵国最大的乱源。

赵王何即位四年，王权逐渐巩固，宗室阳文君赵豹、公子成，大臣李兑、将军信期等，皆团结在赵王周围，做好了随时应变准备。

赵雍自称去去沙丘选看墓地，以父子孝道迫使赵王何随行。赵章以赵雍的主父令符，招赵王何来主父宫，意图谋害。此时他们父子一心弑君篡位，对自己的儿子和弟弟，又何尝有亲情可言呢？肥义代君赴死，亦是以自己性命报偿了从前赵雍的知遇之恩，可谓两全于君国，社稷之良佐。

这才是“沙丘之乱”的本质，正是“主父”赵雍默许下，赵章杀害赵相肥义，并意图谋杀赵王何，夺取政权的政变。

其后将军信期、李兑、公子成（赵成）等挥军平叛，兵围主父宫。李兑此时想请示惠文王，为公子成劝阻，群臣尽诛赵章一党，然后将主父宫中宫人带出，仅留赵雍一人不许其出，兵围三月，将他活活饿死。

之后赵王何领导的赵国中枢，给赵雍上了个贬义性谥号“武灵”，批判他的前明而后昏，并盖棺定论，为后人诫：即使是国君的生父，赵国史上功绩最伟大的君主，当他做了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举动时，一样要受到最严酷的惩处。

这才是真正的上古天朝之风，这才是当时人人视为天条的“社稷为重、君为轻”，背弃臣民之心的君主，做了破坏帝国统治秩序、危害帝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危险行为时，便理所当然成为国之公敌。哪怕他过往曾经有过再伟大的贡献，为了维护国家社稷，一样要予以清除，诛之不过杀一“独夫”而已。

当然，此事本身处境最尴尬的，正是少年国君赵王何，沙丘围宫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每一天对他恐怕都是一种煎熬。他不会忘记，父王曾经对母后与自己的笃爱之情；也不会忘记，父王竟因此力排众议，废长立幼，以自己为太子、君王。可是事已至此，为了不负家国社稷，为了不负臣民三军，他竟只能眼睁睁看着父王被生生饿杀，既然踏上布满尸骸的帝王路，父子二人皆已再无退让可能。

李兑一开始欲请示赵王何，其实是不想担责的私心作祟，欲推责任于主上了。好在公子成及时劝阻他，赵国众臣才以国事为重，集体把逼死赵雍的责任担起来。

毕竟若让赵王何蒙上“弑父”之名，其他诸国便有名正言顺理由，组织联军来吊民伐罪，赵国一大半国土还是赵雍这些年刚刚打下，那时便是国势瓦解、亡国之患。

而众臣勇于背上“逼杀主父”的黑锅，逼死赵雍这个政变幕后主谋，避免了国君处置生父的为难，更从此结束了畸形的“一国二主”局面，彻底替国家消除乱源，对赵国社稷、百官臣民而言，皆是正确的事。 只等赵雍一死，赵王何既是他生前指定继承人，那些偏向赵雍的亲信旧部，虽不情愿也只能跟从国君了。

而如若诸国联军当真以此为由来讨伐，或是赵雍旧部起兵，局面万一不能收拾时，李兑、赵成、信期们就是现成的蒙蔽、挟制主上之弑君逆贼，正可杀之以谢罪。赵王何既不用担弑父责任，那作为赵雍这个苦主在法理上唯一的继承人，依旧可以在赵雍旧部的支持下，整合赵国绝大部分力量以抗。

当然，这最危险的可能并未发生，变乱被迅速平定，不至于引发全国性叛乱、或外国干涉令国力大损，可说实现了平稳过度，实为天佑赵国。

赵国众臣围困饿死主父，在战国时人看来不过是除掉了乱臣贼子，并没受到过太什么严厉的批评。

赵王何如果为了将自己打扮成孝子，或当真满足自己报父仇的私心，事后去清算这些护国忠良，那反而定要寒举国臣民之心了。这种事在后来的大一统集权王朝，或可做得，在列国争锋亟待人才的大争之世，无异自亡之道。

其后赵何君臣同心共振国势，以廉颇、赵奢为将，以乐毅、赵胜、田单、蔺相如等为臣，整顿税收，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并不断侵吞齐魏土地，阏与之战和几之战两度大败天下霸主秦国，迫使强秦于渑池之会结成对等同盟，成为关东第一强国，堪称赵国史上最强大的时期，亦足以告慰武灵王赵雍之英灵了。——他当然不是个好儿子、好弟弟，却是一位配得上赵雍继承人身份的好国君。

只不过后世儒学思想影响深化，君权亦不断集中加强，所以“沙丘之变”才从正当的平息叛乱，变成了乱臣蒙蔽新君而弑旧君，李兑和赵成们也不幸变成了犯上作乱、欺压幼主的权臣甚至奸臣。如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即持此论，因其流传甚广，是以深入人心。

可叹赵武灵王一代雄主，奇思妙想如天马行空，却无视了君主统治的法理，群臣效忠的凭据；最后既连自己的权欲都克服不了，不能相忍为国接受现实，行事反复，倒行逆施，方致父子离心，群臣交攻。

他冒险亲身入秦，考察秦国地理山川、君臣上下，确系英雄胆魄。然则有雄心壮志，不代表便有相应的才略。

赵雍为私心权欲而不惜两分国土、引发变乱，就算他能政变成功，重夺王权，要压制举国动荡亦已不易，除已经殉难的良相肥义外，尚不知有多少社稷忠臣要因此而死。做下如此昏聩之行，还想再去吞灭军力强大、政令严明的虎狼之秦，进而一统天下，岂非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