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与司马门事件
景帝作太子时期，误杀吴太子震动了京城，而司马门事件也让他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
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十月，梁王刘胜、淮阳王刘武、代王刘参来朝见文帝。
由于淮阳王刘武为窦皇后所生，与太子刘启是同胞兄弟，所以双方格外亲热。兄弟俩共同乘坐一辆马车，前往朝见。到达未央宫东殿，将要穿过司马门之时，渴者停车。因为按照西汉 “宫卫令”这一宫廷警卫制度规定，凡出人司马门时，无论太子皇子、诸侯列侯、文武百官，还是乘辐传车者，一般要下车，步行过门后才登车继续前行，这不仅是为了表示对皇帝的敬意，而且也是一项安全检查制度。违背这一法令者，将受到罚金千两乃至削爵的惩处。
刘启剧照
可是，太子和淮阳王都没有下车，反而命令渴者闯门而人。负责司马门出人监督的长官为公车令，又称 “公车司马令”，系中央九卿卫尉的下属官员之一。此时公车令为耿直的张释之。
张释之显然没有料到太子有些举动，转眼之间，太子之车已直奔皇宫而去。作为耿直忠厚的大臣，张释之不能容忍这种事，于是他追了上去，不准太子、淮阳王继续前进。
太子、淮阳王对于小小的公车令敢于拦驾显得大为生气，但自己违制在先，因此有怒不敢发，只能乖乖听从张释之的处置。
此事并未了结。张释之马上上奏文帝，弹幼太子及淮阳王的 “不敬”。文帝阅奏，认为张释之做得正确，他正是欣赏张释之的忠直公正，才多次提拔他的，使他从一位默默无闻、几欲隐退的普通郎官渐升为渴者、诸者仆射、公车令的。
文帝正思考着处理办法时，不知薄太后怎么也得知此事了，文帝对此深感不安。文帝于是来到薄太后处，手捧皇冠向太后请罪，太后乃逐渐舒展了眉头，于是派遣使者奉文帝的诏书前往赦免了太子及淮阳王，直到此时，太子兄弟才得以人宫朝见。
这就是司马门事件。这件事在长安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小小的公车令竟敢阻拦皇太子，而最终竟是公车令取胜。此事过后不久文帝拔摧张释之为中大夫，以后又通过一系列升迁 (如中郎将)，使张释之最终成为九卿之一的廷尉。
在司马门事件中，太子刘启一直尴尬不安，并且成为文武百官注视的焦点，后来事情虽然了结，但此事对太子刺激较大，所以他对张释之一直耿耿于怀。十余年后，当太子即位为景帝后，不到一年就找了个借口来贬张释之，出了这口闷了十余年的气。于是耿直的张释之由中央九卿贬为地方相国，从此一直为地方官，直到病死。
从司马门事件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到，虽然已是二十来岁的皇储了，处理问题仍然不够稳妥，为人指责，而且可以看到太子性格的一个阴暗面：容易记怨，而且可能由此发展为眶毗必报。这一点，在他对待邓通的手段上更加明显。
邓通，蜀郡南安县 (今四力！省乐山市)人，为文帝宫中的宦官，是一位除了善于掉船并无其他才能的人。他之所以能得到文帝的宠爱，说起来还真有一点离奇色彩。一天，文帝梦见自己想上天，但是怎么努力总是登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他上天，文帝回头看见黄头郎穿了一件横腰的衫懦，衣带结于背后。梦醒后，他前往渐台，看见了宦官邓通。
邓通作为宦官，必须戴黄冠，正好那天邓通的衣带是从后面穿结的，与文帝梦中相同。文帝于是召见邓通，又问他的名字，文帝十分高兴 (大概邓通与文帝梦中“登通”(天)暗合)，于是邓通开始走运了。
文帝宠爱邓通，邓通仍谨慎，而且不善交际。号称节俭的文帝对邓通大加赏赐十多次，总额达一亿多钱！并封他为上大夫。文帝还常到邓通家去玩，可谓荣耀之至。
文帝曾命人给邓通相面，相面的人说：“邓通的命中将以穷困而饿死。”文帝说：“能使邓通富有的在于朕，怎么说他会穷困呢！”于是赏赐邓通以严道 (今四川南部)的铜山，准许他采铜铸钱。邓通所铸的铜钱，厚薄文字形制都与文帝政府铸造的相同，于是，邓通之钱流布天下，而他的富裕也几乎能与文帝相比了！这样一个没有才能，仅以敬谨逢迎来讨好文帝的宦官，本来是不会触怒太子的。但邓通在无意中却结怨于太子。
文帝曾患毒疮，邓通于是用嘴为文帝吮吸患处。文帝大为感动，随即闷闷不乐，他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朕？”
邓通思考了一下，说：“应该没人比太子更爱陛下的了。”
邓通本意是想奉承一下。
不久，太子刘启人宫问候，文帝于是要太子吮吸毒疮，太子吸毒疮时却面有难色。事后，他听说邓通经常为文帝吮吸，又听说了邓通的那一番话，感到惭愧，由是怨恨邓通。
及至太子即位为景帝，马上罢免了邓通之官，使之闲居于家;过了不多久，有人上告邓通于关徽之外铸钱，景帝命人审讯，果有此事，景帝借题发挥，把邓通的家产全部没收，并使邓通倒欠下了一大笔债。
从太子刘启处理司马门事件来看，他也可说是一个不十分守法的人，误杀吴太子实际就是犯罪;他对待张释之、邓通等人的处理，可说景帝是一位既称不上宽厚，又不算歹毒的人，但他有着人性上的阴暗面：即结怨必报。在做太子之时，这种劣根性尚受制于诸多条件而没得发动之机;一旦登极为帝，权力的绝对腐蚀性使他长久压抑心底的劣根性迅速迸发出来，他对待周亚夫、申屠嘉等将相的态度就可以反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