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反对求神避瘟陋俗

清代，由于医界对于瘟疫无法做到完全控制和有效快速的治疗，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再加上迷信的宣传和落后的风俗，因此许多地方，特别是偏远的山区和乡村，人们往往在瘟疫面前或束手无策，或问巫求神，以得到神灵的庇护和保佑，免去瘟灾，保全性命。

瘟神塑像

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简直多得不可胜数。

在余治《得一录》卷七中这样写道：“苏城治病，辄有不事医药，一意妄信巫师，本部院初莅三吴，闻得疾病之家，有看香画水叫喜茶筵情事。城厢内外，师公师娘，不下数百家。”看来这里的巫祝活动十分猖獗，仅一地从事师公师娘职业的就有数百家之多。毛祥麟在《墨余录》中也讲：“吴俗尚鬼，病必延巫，谓之看香头，其人男女皆有之。或谬托双瞳，或捏算鬼附，妄论休咎，武断死生。”

这种状况很具有普遍性，且比较盛行。据姚廷遴记载：在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八九月疾痢盛行，十家九病，献神化纸，并送鬼者满路”；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春雨连旬，夏间甚涼，至秋疫病时行，连村合户俱病倒，家家献神送鬼，甚多奇异”。在光绪《华亭县志》中也指出：“（当地）信鬼好祀，至今为然，而乡落为甚，疾病专事祷祈，有破产伤生而不悔者。”宁可破产和伤生也要求神祈祷，真是中了邪了。

关于求神祈祀的具体过程和活动细节，在各个地方有不同的活动形式和不同的名目。但一个共同特征则是心要诚，要花钱破财，场面要有气氛，贡献物品要丰厚。道光《双凤里志》就写道：“禳祈所事，往往倾其赀，语必遵，酬必厚，反或不能具医药焉。”诗人柳树芳在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写的一首《纪疫》诗中也描述了祈祷的闹剧场面：“箫管听沸腾，钲鼓看舞跃，奉牲极肥，设醴汰糟粕。”

另一位诗人郭霄仪在《秋疫叹》中也记述了“朝暮纷相逐”、“钲鼓满四邻”的情况。

这种求神问巫，企图通过祈禳来达到避瘟去疫，保全生命的目的根本不可能达到，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是，热闹繁复的场面，必然造成人群聚集，在人与人近距离接触中，出现交相感染，使瘟疫传播，疫情扩大蔓延。对此一些有识之士看得十分清楚。清代名医熊立品在《瘟疫传证汇编》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一人患病，旁议纷纭，或说鬼算神，求符请咒，延巫数辈，摆设铺张，通宵达旦，锣鼓喧闹，灯火辉煌。病家既忧戚不遑，神疲力倦，傍人惟荤酒是恋，伤食胃寒。每见连夜禳求，劳神伤食后而次日家人邻戚辄致病起。此难保病人之病不致渐相传染者”，以至造成“阖境延门”皆染瘟疫的局面。这种分析是很符合实际，又切中要害的。

二是，使病家破费钱财，祈禳之资毫无意义地付之东流。乾隆《震泽县志》就讲了这种情况：“牲牢鼓乐，其费不赀，索诸家不足，继以称贷。病者往往以不药致毙，即幸而起，而终岁勤动不足以供子钱，或至鬻男女以偿之。”在光绪《嘉兴府志》上也讲：“疾病专事祈祷，至破产不悔。”看来，为了请神求巫，连全部家当都丢光了，甚至于到了不惜破产，卖几鬻女以偿还禳资的地步，真是令人惊叹。

三是，不仅瘟病不去，而且往往因此而致死。《秋疫叹》一诗中就写道：“不见神灵来，惟闻举家哭。”柳树芳在《纪疫》中也指出：

“朝入庙嬉，暮归气已索。”民国《象山县志》也指出：“诸症一切假神话，取医生所不常用之药，或非本草所有，杂用以投病人之口，病人之死于童身者不知凡几也。”这正是“巫神杀人甚于瘟疫，巫神猛于瘟也”。

正因为神巫之举如此之危害，许多有识之士，包括地方官吏力戒祈禳避瘟之陋俗，有的把巫婆神汉驱除出境，或对其大加挞笞，或拆瘟庙毁瘟神像，或发布告令明令予以禁止。这些措施都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