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究竟是不是“蠢猪式的仁义”？

现如今对宋襄公的评价，多争执于襄公所作出的”仁义“表象，但对于春秋战国来说是真的“仁义”，还是愚蠢之极？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从管仲桓公将世子昭托付于襄公，且襄公助世子昭平齐乱这点可以看出，宋襄公的名望实力，还是比较不俗的，当时周室诸侯，王室庸懦暗弱；秦晋之地在闹饥荒，两国因争夺粮食打的头破血流，无暇他顾；齐内忧重重；郑，卫，鲁皆是小国寡民，唯有宋襄公，既有相对强势之国力，辅业之贤臣，复有安定中原，南抗荆楚之志，更有让贤之仁义名声（宋桓公时曾举荐自己庶兄子鱼为君，子鱼不受，退而相国），所以霸主之位，此时除了宋国，还真就没有更适合的人选。

宋襄公剧照

当然，你要说这是时无英雄，矮子里面拔大个，也没有错，但南方荆楚闻桓公去世，齐国内乱，早已蠢蠢欲动，宋襄公借此机会自荐上位，成为霸主争取本国利益，也不失为一有点战略眼光的投机行为。

现在我们来总结分析一下宋襄公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如上文，襄公乃是前朝王室遗贵，封爵之尊乃是诸侯之首，且因宋仗义平齐乱，宋襄公之名望更是无以复加，此时过去征服殷人的周王朝已衰微，自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没有能继承者，外敌入侵，天下大乱，这是什么个条件？这绝逼是造反复国的绝佳条件！天赐良机！想慕容复不过是一个胡族小国后裔，仗着长得帅点，拳头硬点，没钱没粮没地没兵，带几个家仆都整天琢摩着谋反复国，更不用说宋襄公了，这可不是我猜的，宋襄公在伐郑时曾与子鱼论战，子鱼谏襄公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劝襄公不要伐郑，这句话便道出了宋襄公伐郑的目的，乃是“君将兴商”，红口白牙地道出了宋襄公之勃勃野心。

既然要谋反，宋襄公自然不能以”尊王攘夷“来号召诸侯，因为反的就是王。在一通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以后，宋襄公竟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的”仁义“二字为政治号召，别人又不傻，这点小把戏还是骗不过中原诸侯的，就像受宋襄公大恩的齐孝公（世子昭），听襄公改政治口号以后，马上和宋国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之后宋虽征东夷，伐曹国，所收获效果只不过是周边小国的依附，最强大的齐楚二国皆不承认宋襄公霸主地位，宋这个霸主当的，实在颇有水分。

于是在周襄王十三年，宋约齐楚于鹿上，齐候不至，后与楚约盟于盂，子鱼谏曰”宋小国也，小国正盟，祸也。”但宋襄公一意孤行，于是子鱼又谏襄公多带些兵马护卫，宋襄公又说，咱们的口号是“仁义”啊，怎么可以不信任诸侯呢？于是刚到盂就被楚王抓起来了，所幸随襄公一起赴会的子鱼逃回国，之后楚国携襄公为质攻宋，子鱼奋力坚守国度，楚师五月不克。楚兵退后，子鱼又废了不少力气，在各个国家周转外交，把襄公赎了回来。子鱼对他这个弟弟，真心是把头发都愁白了。

襄公回国以后，耻楚成王之侮辱，更愤恨诸侯不救宋抗楚，奋而伐楚属国郑，想借此扬威定霸。伐郑前，宋襄公誓师曰：“如天不弃我，商可兴矣！”彻底暴露其政治野心，且颇有些孤注一掷的气概，而反对战事的子鱼，也只能无奈叹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

再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楚师出兵救郑，宋急回师迎战，双方会于泓，爆发宋楚泓之战。

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次年襄公伤重而死，宋经此战一蹶不振，遂降服于楚，终春秋战国，宋地沦为诸强征伐之战场，生灵涂炭，正是宋襄公遗祸也。

纵观宋襄公一生，年少时襄公便有让贤之名，之后更有仗义助齐之功享誉于诸侯，本是大有一番作为的良机，却因自身野心膨胀，贪功冒进，改中原诸侯“尊王攘夷’之政治旗号为兴复殷室，当真一招棋错，满盘皆输。春秋时代距殷商亡国已有近五百年，人民对于殷商的遗爱早已淡薄，宋襄公乃是自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之下场，否则泓之战时，出于襄公扶世子昭之恩，齐国绝不会袖手旁观，如有强齐援助，宋也就绝不会一败涂地至动摇国本，数世不得翻身的境地。

也许在年少时，让贤子鱼，仗义助齐都可以说是宋襄公高风亮节的仁义之举，然则待齐桓公逝后，襄公野心膨胀，已不是当初的仁义少年矣。所谓的”仁义“，对襄公而言不过是个掩饰谋反之心的拙劣借口，天下人皆一眼看破，唯独襄公洋洋自得以为高明，四处作秀给他国看，盂之会泓之战都是襄公作秀玩脱的滑稽行为，殊不值得同情。

宋襄公之战略眼光，军事手段也十分浅薄。齐桓公当年费了二十年的努力，成就一个强大的反楚联盟，于召陵之会，率整个中原的兵力，尚忌惮楚国兵力，不敢轻率从事。而襄公凭小国一军的力量就敢和楚做正面冲突，简直躁进鲁莽至极。泓之战时，襄公以一国君主的身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行莽夫之事，妄图以仁义之名破数倍于己军之敌，更是作秀作到自己都陶醉了的程度，堪比后世之义和团。

春秋初年的战争，均为横阵正面冲突作战，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襄公军事之无能，也有一定这方面历史原因，但仅仅五年后，晋文公与楚城濮之战便首开伪装，佯退，诱敌，侧击等诡谲复杂之战法以弱敌强，大获全胜，襄公自然不能以当时军事理论不发达为借口。更不用说，泓之战即便宋国胜利，对历史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宋当然没有南平荆楚的实力，徒然出一口恶气而已。中原诸侯更不会因为宋侥幸获胜而支持宋国复辟殷商之业，反而很可能与楚南北夹击宋国以伐不臣，以宋国的微妙政治身份，其覆亡，或早或晚也。

对于当时宋国，最现实的战略方向应该如子鱼所言，小国不与争霸，广积粮缓称王，利用宋国交通商业之发达游走于各国之间，当时北方晋国已经兴起，宋国完全可以将晋国推上台面，出卖郑国利益，让晋楚在郑地打个你死我活，而宋可以利用与齐之渊源结成坚固之联盟，此亦是小国生存之良法。

但是以宋的地理位置，楚国绝对不会允许中原咽喉出现强国阻其北进，齐也不会任宋无限强大，而宋国国境又无险可守，像盂之会襄公被掳以后，楚国马上就能打到宋国首都便可证明宋军之劣势，此亦周公之先见。

如果宋地处齐晋之地，以宋国子鱼，公孙固之贤才，未必不可成一番气候。可以历史给宋襄公的选择，只有要不然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守成之君，要不然就只能背负失败之恶名，而襄公显然选择了后者。

现如今对宋襄公的评价，多争执于襄公所作出的”仁义“表象，被其作秀所迷惑，盖因为，宋襄公在浩瀚的中华历史中所扮演的，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已，他没有能像齐桓晋文那样的伟大武功，仅有一点不着边际的浮夸志向，正乃是滑稽之人，受后世滑稽之评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