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反对不教而杀

清朝国家制度的一些不良惯例和民间一些凶悍、迷信的社会风气，对民生和社会都是有害的，应当加以修正和取缔。但是，没有实施教化就严加惩治这种制度和社会风气下的人则是错误的。雍正主张教化劝导、移风易俗，反对不教而杀。

雍正御笔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八月，广西提督韩良辅上奏：“广西瑶民、壮民出入都带刀枪，非常容易行凶滋事。他们携带刀枪往来于深山旷野之中，官兵难以稽查。所以向各营官兵和督抚下达文书，让他们下令各处村老、壮目、练总、会团禁止瑶民、壮民携带刀枪。如果继续携带，就进行擒拿。”

并决定秋天农事完毕以后，就发兵讨捕擒拿，绥靖地方。雍正批谕：瑶民、壮民携带刀枪的习惯由来以久。他们或用来防身，或用来打猎，并非专门用来行凶杀人。如果携带刀枪的人犯法，就按有关法律进行惩治，如果他们没有犯法就无故禁止携带刀枪，不仅无益，而且还会引起他们生事。国家立法，必须是证明犯人有罪才能加以处罚。秋后派兵讨伐等事，不能随意进行。至于他们刁蛮、凶悍的习惯，应该慢慢教化、引导，使他们醒悟悔改，不能不教而杀。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三月，湖广巡察御史王瓒在上奏苗疆驿站的奏章中说：“苗疆有信奉鬼神的风俗。当地人以符水咒术蛊惑世人，危害很大，请严令禁止。如果再有人用符水咒术蛊惑世人，就按《光棍例》治罪。”雍正将王瓒的奏章交给刑部审理。刑部经过讨论后完全同意王瓒的意见，回复雍正说：“应该按照《光棍例》办理，首犯处以‘斩立决’，从犯处以‘绞监候’。”雍正则认为王瓒和刑部大有疏漏，四月二日传旨：

“王瓒奏章和刑部上奉称熟悉符咒、作奸犯科、蛊惑世人的人都按照《光棍例》治罪。但没有讨论在通行晓谕、实行教化后，倘若再有违犯的人，就按照《光棍例》治罪，这是重大的疏漏。我从前屡屡降旨，凡是改订法令，都要宽大期限，使世人家喻户晓，然后再有犯法者，对他们进行惩罚才不冤枉。现在更改法令，却不明示世人遵守的日期，那些无知的人冒昧犯法，对他们就是不教而杀，于心何忍？这个处理办法由刑部重新讨论后再上奏。”

清初有独子犯法免于死罪的惯例。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六月，刑部以丹徒县人谢天祥打死王茂生一案上奏雍正，雍正下谕：谢天祥从宽免死，照例发落，准其留养父母。准独子留养，是法外之仁。但凶恶之徒往往恃有惯例，肆意妄为。有的是众人斗殴却推卸于一人，有的是一人独揽罪责来开脱众人。地方官多以惯例宽大处理，以至每年奏请独子留养的案子很多。杀人偿命，是天理人情的正道。若不论情罪轻重，仅只以独子就从宽处罚，是错误的处置方法。有罪的人侥幸漏网，就会助长奸猾。但朕不便遽行改变惯例，并且不教而杀，也有所不忍。

现在晓谕全国：身为独子的人，应当思念父母无依无靠；更应守法，以远刑罚。若好勇斗狠，怙恶不悛，数年之后，独子伤人案子仍然不减，朕惟有严加执法，以惩凶恶，不再宽大。各省官员将此晓谕国人，即使边远地区的人，也要让其知道，以免不教而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