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两度罢免恭亲王

慈禧两度罢免恭亲王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缘由，且让我们一探究竟。

恭亲王-奕䜣

恭亲王是咸丰帝的异母弟，在咸丰帝病死热河之后，他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肃顺等辅政大臣，帮助慈禧顺利实现垂帘听政。慈禧此时当然非常感激恭亲王，封奕䜣为议政王。而且由于刚开始听政，慈禧对政事不熟悉，需要奕䜣维持大局，所以对奕䜣比较宽容。但过了不久，二人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作为奕，自认为慈禧不过是一介女流，未必能有所作为。所以，他头脑难免发热起来，言谈举止，渐次放肆，而且，在朝内任人行事，逐渐开始独断。

谁知，慈禧也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对奕䜣的作为日益不满起来。在军机处的人选问题上，恭王把自己的亲信桂良、文祥、宝鋆都拉了进来。

对于恭王这种安插自己亲信的徇私做法，使慈禧有大权旁落的危机感。

她害怕恭王会成为肃顺第二，如果有这样一天的话，情形会更加糟糕。

因为肃顺有的弱点，恭王没有，恭王是近支亲王，满朝亲信，地位远高于肃顺。而自己呢？从前可以利用恭王来打倒肃顺，将来又能利用谁来抑制恭王呢？现在垂帘听政虽已实行，但毕竟与祖宗家法相悖，一旦将来与恭王闹翻，他可以随时以此为据将帽子扣在自己头上，慈禧想到这里，不禁浑身直冒冷汗。

另外，奕䜣在不少问题上，愈来愈不把慈禧放在眼里，更加剧了她的不安。例如慈禧想重修被烧毁的圆明园，遭到奕䜣的阻挠。慈禧实在忍受不下去，就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三月六日，利用起居注官蔡寿祺攻击奕䜣“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之奏折，越过军机处，手书了一个有二百多字的“硃谕”，以奕䜣“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为由，革去奕䜣一切差事。但由于朝中奕䜣势力过大，以及众大臣和亲王的求情与反对，慈禧不得不在罢免奕䜣一个多月后，恢复了奕䜣的职务，但免去了议政王的称号。

经过这次较量，慈禧小胜而收兵。奕䜣经历了这次交手，在言行上实有所收敛。慈禧虽未尽初衷，但已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但奕䜣在此后的岁月中，仍不免旧病复发，借一些事件对慈禧进行报复。１８６９年，奕䜣假借东太后之手杀掉了慈禧的贴身太监安德海。慈禧与奕䜣的矛盾又迅速上升。慈禧决心再治一治他。１８８３年，中法战争爆发。战争前期一直失败，这就为慈禧打击奕䜣提供了极好的契机。马尾海战惨败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矛头直指朝廷，首当其冲的就是恭亲王和他的军机处。

次年四月，清流人物之一左庶子盛昱正好递上了“严劾枢臣”的奏折。奏折指出了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的失职之处：“越事失机，议者皆谓，咎在云南抚臣唐炯、广西抚臣徐延旭……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既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况之辞？恭亲王、宝鋆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咎共见共闻者也。”“该大臣等参赞军机，我皇太后皇上体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继，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既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以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唯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则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讳饰素习，悉数湔除。”其实盛昱的折子本意在于敦促恭亲王与军机大臣要改变以往做法，承担起应负责任，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但这个折子恰好给慈禧的计划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她借题发挥，颁布上谕，直接指斥恭亲王，将和战的责任和沉重的国难，全部推给恭亲王和他领导的军机处。上谕这样写道：

边方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上对祖宗！日讲起居注官盛昱上书：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以图补救。慈禧太后觉得时机成熟了，毅然决然地决定收拾恭亲王。她破例绕开军机处，颁发圣谕：

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虞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簠簋不饰，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极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不图改，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诸臻上理？若竟然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值最久，责备宜严。故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来路。奕著加恩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錾著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

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自，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虑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事有补，无不虚衷嘉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渔利，必当立抉其隐，按法惩治不贷！

就这样，恭亲王和他的五大军机，一夜之间，全部开去一切差使！

这在大清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文武百官不敢相信的，然而却真实地发生了。慈禧在这次政变之后彻底扫除了她独裁的障碍，建立了完全听命于她的政权。恭王在此之后开始了他闲居的生涯，直到十年后被重新起用。但之后重建的新军机班子还不如前一届，在对外妥协退让方面，比奕䜣走得更远。晚清就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政权变换中蹒跚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