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和醇儒对外政策的分歧

刘向与醇儒们甚至萧望之这样的一代儒宗之间，在处理大汉帝国的周边关系方面也有分歧。这些分歧不是原则上的，而是策略或路线的不同。

刘向

儒家一向有反对战争的传统。对待周边民族，他们认为根本的方法是德化四夷，而不是武力征伐。他们国家疆界是按照《国语》、《周官》中所构想的畿服制度组成的文化疆界，而不是领土疆界。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天下）可以天子所居之邦为圆心，按照封建等级和文化程度画为五个同心圆，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萧望之、贡禹、匡衡等人都反对穷兵黩武，反对主动挑衅，承袭了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思想。《盐铁论》中记载文学贤良认为武帝伐匈奴则“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伐功》），开西域则“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西域》）。

贤良文学们赞扬和亲政策给大汉带来了民安乐而无事，家有数年之畜，县官余货财的丰足局面（《结和》），推崇德化四夷的文化外交政策，所谓“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随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和亲》）。刘向也坚持同样的儒家立场，他所编的《新序·善谋》中，以大量的笔墨描述了武帝君臣谋画马邑之战的始末，指出武帝启动对匈奴的战争，只能带来“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檬车相属，冠盗满山，天下动摇”的恶果。《说苑·至公》中又叙述了周太王以犬马珍币事勳育、戎氏不成，为保民众不受战乱而远避出走之事。

赞扬道：“君子守国安民，非特斗兵，罢杀士众而已。”

但是刘向反对墨守原则，主张适时变通，把握机遇，主动进攻敌人。在这一点上，刘向与醇儒们，甚至和他的师长萧望之的看法相左。

宣帝时，冯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西域国客人归国，得知莎车攻杀汉使，日强难制，遂矫诏发西域兵，大获全胜，传莎车王首级至长安。宣帝大喜，“下议封奉世。丞相、将军皆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安国家，则颛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赏。’少府萧望之独以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冯奉世传》）而等到陈汤矫制发兵，传首长安之际，萧望之的同学匡衡反对封赏陈汤等的理由与萧望之如出一辙。

刘向在其所编《说苑·奉使》开篇写了一则总论性的文字，其曰：

《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
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义者各止其科，不转移也。
不得擅生事者，谓平常经也；专之可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帅用兵也；
徐行而不及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公子结擅生事，《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
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
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若无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
《传》曰：“《诗》无达诂，《易》无通吉，《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

由这段话可见，刘向是一个主张变通的政治家，他既注重国家的长远利益，又注重现实的利益。因此他重视政治智慧与历史经验。他的思想中批判地吸收了纵横家的因素。他一方面指责战国时代兵革不休，诈伪并起，虽有道德，不得施谋，孟子、孙卿儒述之士，皆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战国策叙录》）。同时，他编纂的《说苑》有《权谋》，《新序》有《善谋》，编辑了大量战国纵横家的权谋。更值得注意的事，他赞同董仲舒“《诗》无达诂，《易》无通吉，《春秋》无通义”（《春秋繁露·精华》）的观点，在为陈汤辩护的上书中，在他的其他谏书中，都能恰当地援引儒家的经典作为依据，显示出一个通儒既能博学又能经世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