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对目录学做出的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萌芽于先秦，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向校集群书撰成《别录》，虽近乎校雠学的范围，而实为开辟目录学时所不可缺少的过程[1]（P29）。刘歆依《别录》，种别群书而成《七略》，可以说《七略》为分类之书，刘歆所做的工作是目录学 。需要指明的是《七略》虽名归刘歆，但其体制与内容实为刘向创始，刘歆完成，是刘氏父子共同的成就。此外，还需明确一点：目录学的工作，虽然在汉代就有很大成就，然而“目录学”这一专称是在北宋仁宗时，苏象先在其作《苏魏公谭训》卷四中才有“目录之学”的提法，可算是“目录学”名称最早的出现。
刘向刘歆雕像
一、 刘向校书，始有《别录》
自汉高祖、汉武帝对藏书进行了两次整理之后，出现了“百年之间，书籍如丘山”的情况。到了汉成帝河平三年，国家一面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一面诏刘向负责清理皇家藏书。刘向组织了一个优秀的校书班子来完成这项工作。此为汉代七次校书中的第三次大整理，“《别录》与《七略》由是出焉”[1]（P128）。
刘向，推考生于昭帝元凤二年，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即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本名更生，后改字子政，改名向[2]（P122）。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之四世孙，出身于汉宗室，是贵族。刘向校书十九年，校书方法是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相互补充，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等一系列典校工序。每校完一书，便“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录就是叙录，用以揭露图书的内容。叙录的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说明书名的含义，著书的原委与书的性质，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或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流以及确定书的价值。每篇叙录实际就是一书的简要介绍。而后，刘向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别录》即为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的汇编本。《隋书?经籍志》说《别录》有二十卷，今已不存，散佚甚少，殊为可惜。现存的《别录》完篇，比较可靠的当为刘向《战国策》、《晏子》、《孙卿》、《管子》、《邓析子》、《说苑》、《列子》以及刘歆《上山海经表》八篇的《叙录》，尚可考见其体式[2]（P20）。《别录》一书就是最早的目录之学，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新辞海》称其为“目录学之鼻祖”。
二、刘歆种别群书，始著《七略》
刘歆大约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卒于地皇四年（即公元前53年—公元23年），字子骏，后更名秀，更字颖叔[3]（P428～483）。是刘向三子中年纪最小且最有学问的。自幼聪敏好学，孩提时代就“以通诗书、能属文”被皇帝召见，署为黄门郎，受教于皇帝左右。声名不亚其父。公元前8年四月间，向卒，汉成帝命刘歆袭向中垒校尉一职校书。公元前7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大约在哀帝建平元年（即公元前6年），刘歆在其父所做工作的基础上综合群书，撰成《七略》，完成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七略》的大类叫做‘略’，小类叫做‘种’。首篇是辑略，“辑与集同，诸书之总要”，是书目的总说明。包括总序、略的大序、种的小序。放在六略之前，使人开卷了然于其学术源流长短得失，然后再看具体书目，印象更深。六略三十八种如下：
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
诗赋略：屈原等赋至汉代二十家、陆贾等赋二十一家、孙卿等赋二十五家、杂赋、歌诗五种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技巧、兵阴阳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医方、房中、神仙
六略凡著录图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十九卷”。这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类提要目录的细目。这一系统目录尽管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在1900多年以前就建成这样组织严密的有提要的系统目录，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以及对后世的图书目录事业都起到了积极的、典型的作用。
三、刘氏父子之贡献
1.开辟校雠学
古代的书籍流布多依赖于手工抄写，版本众多，差异错误亦随之产生。因此，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皇家图书，编制官方藏书目录的工作实际上是从校雠书本开始的。刘氏父子校书活动先后持续了近20年之久，“校雠”一词是刘向等人在校理古籍时所用的一个词。他在《别录》中解释“校雠”一词，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 “雔”是代表两个人。当一种书只有一种本子，就由一个人研读，校其上下，改其错误；当一种书有众多异本，就需要先选出其中最好的一本作为底本，与其他的异本相比较，这个时候就由两个人来进行校读工作：一个人读异本，另一个人拿着底本对照，把听到异本上与底本不同之处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参互订补。刘向等人在校理皇家藏书的工作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校雠规程，为后世沿用。刘氏父子开辟校雠之先河，清人章学诚乃谓“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他们细密的校雠工作，对于保存先秦古籍以及对于推动当时的学术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并使在汉代具有进步意义的古文经文得以流传，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校雠”一词自北宋以后多改称为“校勘”及“校勘学”。
2.创建“解题”式目录
解题始于刘向。解题，是简明扼要地揭示图书资料的最好形式。唯其称呼甚夥，也称叙录、题记、提要、题跋、概论、评述、出版说明等等。《汉志》说：向“每一书已，便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班固所言，其语甚明。叙录体的开创是刘向在目录学史上的一大贡献。自此，我国古代把目录是否有叙录或叙录写作学术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部目录书的标准，对后世影响较大。例如，刘宋殷淳《四部序录》、唐元行冲《群书四录》、北宋《崇文总目》直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几乎各代都有按此体裁而出。必须指出的是，“解题”为刘向所创，然而“解题”之名却为宋人陈振孙所提。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一书，可谓十分明确。
3.首创图书分类目录
《七略》一书开创我国目录学之先河，是最早可考见的图书分类目录。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即1545年德国人吉士纳的《万象图书分类表》早1551年。其首创图书分类的“七分法”，可谓细密，影响深远。班固说：“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又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叙洪烈。”就是赞扬它严密的系统性[3]（P36）。《七略》名虽为七，实际仅分六大类。而后，历经南朝刘宋时期王俭仿《七略》撰成《七志》四十卷，改《六艺略》为《经典志》，次《诸子志》，次《诗赋略》为《文翰志》，次《兵书略》为《军书志》，次《术数略》为《阴阳志》，次《方技略》为《术艺志》，新增《图谱志》，以全七限。其《道》《佛》附见，合九条。《七志》之后，历经梁朝阮孝绪博采群书，“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著《七录》一书。其参考了《七略》、《七志》之体例，“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共十二卷。具体细目是：内篇一《经典录》，内篇二《纪传录》，内篇三《子兵录》，内篇四《文集录》，内篇五《术技录》，外篇一《佛法录》，外篇二《仙道录》。《七录》之后，直至隋秘书丞许善心“仿《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类例焉”[1]（P53～58）。“七分法”被后人竞相效仿，继而形成了目录学史上的《七略》流派。
4.刘氏《录》、《略》是一切史志目录之溯源
《录》、《略》之后，东汉班固“因《七略》之辞”，“删其要以备篇籍”而修成《汉书?艺文志》，以记汉代藏书之盛。它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史志目录的先例，为历代史学家效仿。此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中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在正史中留下记录一朝藏书或一朝人著作的记录，继而形成我国正史艺文志的目录体系。《汉志》“史志之源流”，然《汉志》即《七略》之缩影，故，一切史志目录均当溯源于刘氏父子之《别》、《略》。
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编修了数以万卷的图书，全面反映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图书财富，成绩显著。《录》、《略》开启目录学之发端，也是西汉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今人分类如有依照《七略》者，必定行不通。正如余嘉锡所言：“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然而，刘氏著作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是我国目录工作的典范和阅读古代文化典籍的指南。此后，目录学“发扬于两晋南北朝，收萎于清季，复兴于今日”[1]（P3）。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可见，其功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