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的政治命运与郎官制度的变局

以孝廉、德行、明经、博士弟子等选举为郎的，以后的仕途多是外迁，极少内迁为近臣，而荫任为郎的则相反，他们往往内迁为近侍，加以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给事中等官衔。一方面成为君主的亲信私臣；另一方面，在武、宣这样的强主执政时期，外廷相权往往被内廷所夺，郎官系统的功能被君主充分地使用，近侍则意味着执掌国家中枢机构的要职。

刘向画像

刘向歆父子的仕途正是沿着郎官制度变迁的轨道展开的，他们的升降也以是否进入近侍为基准。他们虽出于荫仕，但已接受了儒学与经学的教育，以儒家和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为己任，但由于他们身处内廷朝政的中枢，与郎官集团分执中枢的尚有宦官和外戚，因此，他们面临的政敌首先来自这两大集团。

另外，由于博士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受过教育的平民阶层进入青年官僚行列（包括郎官集团）之中，特别博士弟子、经生的涌入与渐增，士大夫们的政治理念虽可大致容括于经学或儒学之内，但路径却不尽相同。因此，刘向歆父子，特别是处于更早时代的刘向，其面临的论敌也出现在经生和儒生之内。所以，汉代郎官制度的变局是我们考察刘向歆父子政治生涯和思想、学术的重要坐标。

元平元年（前７４）夏四月，昭帝崩于未央宫，年仅二十。此时，武帝的子嗣只剩广陵王胥一人，由于武帝生前就否定了他，因此，霍光选择了武帝之孙，昌邑王髆之子昌邑王贺。元平元年六月丙寅日，身为宗正的刘德参与了迎立昌邑王的礼仪。昌邑王入宫后即行淫乱，于是霍光再次表现出他的果断。仅二十七天，霍光便集合群臣，盛陈威仪，宣召昌邑王入未央殿，立于太后（昭帝上官皇后）之前，历数其过，黜归昌邑。

霍光再次面临立嗣的难题，就在此际，霍光的故吏、光禄大夫给事中丙吉向他推荐了戾太子之孙病已。他在霍光面提及这位藏于民间，年已十八的王子时，称其为皇曾孙，这样便隐讳了戾太子的形象，而将病已与武帝的统绪联系在一起。

丙吉称赞曾孙“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丙吉传》）七月，霍光与丞相杨敞上奏皇太后，请立皇曾孙，诏可。

霍光遂遣宗正刘德亲自到尚冠里皇曾孙的家中，请曾孙洗沐更御衣，由太仆用辚猎车奉送至宗正府。再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阳武侯，受玺绶而即皇帝位，是为宣帝。所以，在皇曾孙命运突然改变之际，第一个迎接他的人是刘德，这大概是今后宣帝对刘德和刘更生恩宠有加的原因之一。地节四年（前６６），封刘德为阳城侯。甘露三年（前５１），单于来朝，标志着宣帝的中兴伟业已经完成。“上思肱股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明著中兴辅佐，凡十一人，皆有传”，刘德位列第八（《苏武传》）。

宣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地节二年（前６８），对宣帝和刘更生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一年。这年的春三月庚午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薨，二十三岁的宣帝始亲政事；而十二岁的刘更生也凭藉父亲的地位得以荫任辇郎。当然，这一对君臣的遇合，还要等到八九年后。

刘更生担任的辇郎，属于郎官。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是在郎官系统中展开的，因此，分析一下郎官制度对了解他的生平与思想大有裨益。

郎官是一个庞大的近侍官僚系统，据《百官公卿表》的记载：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

又期门、羽林皆属焉。大夫掌议论，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

郎中令（光禄勋）是九卿之一，秩正二千石，其统属的郎官系统中有三个子系统，大夫、郎、谒者以及附属的期门、羽林两支皇家卫队。大夫系统人员最少，执掌议论讽谏（《续汉书·百官志二》云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其秩等最低也有秩比八百石，已属于公卿大臣的行列。钱穆认为大夫是“郎之高选也”。谒者系统人员亦少，实为礼官（《续汉书·百官志二》云谒者主殿上时节威仪、宾赞受事、上章报问等事）。其秩等最低为六百石。据大庭脩的研究，汉代“六百石以上的吏一般都是长吏，类似于后世的五品官以上，也可以说是由皇帝任命的敕任官，是高级官僚”。而多至千人的郎构成了最大的子系统。秩等从比三百石至比二千石。

主要责职是警卫与侍奉天子，既服务于皇宫禁地，又随从天子巡狩征伐。刘更生担任的辇郎当属车将郎中统辖，《楚元王传》师古注引服虔曰：“辇郎，如今引御辇郎也。”可见辇郎的责职是掌管天子的行辇事务，在皇帝乘御辇行动时侍奉警卫于左右。与郎官系统一样构成皇帝近侍系统的还有少府，少府执掌皇家生活的供给与皇帝生活起居的安排，其中也有属于郎中令，但同时又在少府供职的郎官，如给事黄门、黄门郎等；也有谒者，如中书谒者等。大庭脩认为，汉制中最接近皇帝生活的是郎中令负责的系统与少府负责的系统，前者侍奉皇帝公的方面的生活，后者侍奉皇帝私的方面的生活。

汉帝国的郎官当中，有许多是像刘更生这样来自公卿大臣家中的少年子弟，此为荫任；另外还有官僚和商人子弟向朝廷输财为郎的，此为赀选。大汉立国之后，官吏的选拔多来自军功贵族、亲信奴仆、输财入官的商贾等。由于各级教育未成制度，平民精英阶层尚未形成规模，其仕进之途当然未开。

即以刘更生家族来说，史载刘德为人宽厚，“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楚元王传》）。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论郎官起源及流变最为精到：

古代封建时期，贵族之最低级曰“士”，以讲习射御为事，入卫国君，外从征伐；庶民不得参与也。

至春秋战国，封建制度逐渐崩溃，农民军队应时兴起，士庶之分遂渐淆，“士”之称亦转属读书人。方是时，贵族壁垒虽弛，而君主集权转甚，仍不得无亲信之近卫，乃择大臣子弟入奉宿卫、侍左右，出充车骑、从征伐；以其近居殿阁郎庑，故蒙“郎”称。

其性质、其地位与出身，盖犹古代之“士”也。秦及西汉初叶，郎官宿卫宫闱，给事近署，职任亲要一如往昔，而进身又大半由荫任与赀选两途，荫任袭战国之成规，赀选亦新兴贵族（资产阶级）之特权，则其性质与战国之“郎”仍鲜殊异，是亦犹古代之“士”也，故或以“士”称之。自武帝从董仲舒、公孙弘之议，创孝廉除郎及博士弟子射策甲科除郎之制，郎官性质渐变；迄乎东汉，赀选遂除，荫任亦替，三署诸署郎多郡吏与经生，贵族豪富之子弟较少。亦唯如此，职转冗闲，不以宿卫给事为要务，故东汉郎署专供行政人才之吸收训练与回翔，不复为天子之禁卫家臣矣。

大臣子弟充当内廷侍从宿卫，成为君主的私臣。但他们也是重要的仕进阶层与官僚储备，属于“士大夫”的行列，因此当我们读《佞幸传》时，就会发现班固在列数西汉佞幸宠臣时，姓名之前皆冠以“士人”或“宦者”，前者皆出郎官，后者皆出宦官。大庭脩认为：汉代官秩的“百石与二百石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界限，百石吏由其机构的长官选任，他们通常不能晋升到二百石，要晋升到二百以上，必须等待着选举或推荐。百石以下的是所谓‘判任官’，二百石到四百石的是所谓的‘奏任官’。”而“郎官的最低官秩是比三百石，在制度史上具有这个意义：由于被选举成为郎官，就越过了二百石的界限，从而取得了奏任官的资格。”如果得到君主的赏识或宠信，往往被委以重任或成为君主的近侍，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

因此，在仕进制度方面，郎官制度自然首当其冲地遭到儒家的抨击。董仲舒认为荫任和赀选的郎吏未必贤良，他要求郎吏的选途要单纯，即以学校养士，地方察举贡贤，其目的是让国家政权向平民开放，使得“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董仲舒传》）。在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就吏道与御史大夫发生过辩论，痛责当今吏道杂而不选，要求选贤而器使之（《盐铁论·除狭》）。宣帝朝，以举孝廉为郎出身的谏大夫王吉，认为荫任的官吏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要求宣帝明选求贤，废除任子荫仕制度（《王吉传》）。

在儒家的抨击之下，加上独尊儒术之后，各级教育制度建立，平民阶层大量仕进。郎官渐渐地从光禄勋的领导下分化出来，散入国家机构，郎署成了国家行政人才的训练基地，君主的私臣便多由宦官担任了。我们读《后汉书》时，就会发现《佞幸传》已被《宦者列传》所代替。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渐变的。即便武帝以后，选举为郎并未完全取代荫任为郎，而是双轨并行。而且在西汉帝国的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人物恰恰出身于荫任与赀选的郎吏，如袁盎、李陵、苏武、霍去病、霍光、张安世、刘向、韦玄成、张释之、司马相如、黄霸等等，所以，对于王吉提出的要求，宣帝认为迂阔，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