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与醇儒们处事方式有何不同

在宦官与外戚专政的黑暗政治中，醇儒们往往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处世方式与变态的人格。这一点，与萧望之、周堪、张猛、刘向、京房、陈咸、朱云等儒者大相径庭，甚至发生直接的冲突。

刘向画像

醇儒们并非道一风同，更不全是抗节卫道的君子。他们有时为了利禄私欲，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从人格上说，他们身处外廷，不参与中枢政治，因而大都明哲保身，不敢与宦官和外戚发生冲突，有的甚至是由宦官、外戚集团拉拢举荐而得到禄位。在关键时刻，往往雍容退让，甚至阿附权势，缺乏原则与道德。贡禹举自宦官。《佞幸传》载石显谗杀萧望之后，“恐天下学士姗己，病之。是时，明经著节士琅邪贡禹为谏大夫，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显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礼事之甚备。

议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据此，则贡禹被石显拉拢，当在萧望之自杀之后。其实早在萧望之自杀之前，身为谏大夫的贡禹就成了石显的帮凶。《楚元王传》载刘向上变事，“恭、显等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杨树达曰：“据《佞幸传》，禹尝为石显所荐，此盖承显旨为之。”现在看来，是贡禹先阿附石显，才有石显对他的举荐。韦玄成与贡禹一道考问刘向等，也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史载其“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韦贤传》）。《匡衡传》云：

“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京房传》载京房语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事县官十余年；及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朱云传》载朱云“数上疏，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来。”至于匡衡，举自外戚，故论陈汤、甘延寿之功，与石显声同一气，狼狈为奸。但当石显倒台，他又见风使舵，与御史大夫甄谭奏列石显及其党羽的罪恶，因此受到司隶舵，与御史大夫甄谭奏列石显及其党羽的罪恶，因此受到司隶校尉王尊的弹劾：“衡、谭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既奏显等，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罪至不道。”尽管成帝一再袒护，但匡衡惭惧而不自安，“群臣亦多是王尊者”（《匡衡传》）。

这些大儒公卿就是匡衡建议元帝任用的“温良之人”，这样的人也最能得到元帝的认可。永光元年二月，贡禹卒后不到两个月，元帝“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元帝纪》）不能说这些醇儒们在政治上没有见识，在学术上没有建树。但他们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儒者成仁取义的勇气。史家对他们的评价是中肯的，班固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匡张孔马传赞》）司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大矣！”（《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洪迈曰：“（贡、薛、韦、匡）四人皆龌龊自好，当优柔不断之朝，无所规救。”（《容斋续笔》卷九）朱子对匡衡评价甚高，但也说他“只是做人不好，无气节。”（《语类》卷一百一十六）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不时地称赞道：“贡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盖亦鲜矣。”但他也尖锐地指出，元帝以质朴、敦厚、逊让、有行四科举士，“盖孱主佞臣惩萧、周、刘之骨鲠，而以柔惰销天下之气节也。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而自诩其敦厚朴让之多福。宣帝曰：‘乱我国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验矣”。

由此可见，刘向与韦玄成、贡禹、匡衡之间，不仅有着直接的政治冲突，而且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品格。皇室宗亲加上郎官近侍出身，又锐意于中枢政治的刘向，与黑暗的、不公正、不道德的政治势力进行了刚直不阿的斗争，其至不惜冒生命危险，即便被赶出权力中心，也不停止自己的努力。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对比之中，才能了解刘向身上体现出的忠贞谏臣和社稷之臣的历史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