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父子：庙议与郊议的缘起

整个成帝朝，刘向歆父子与醇儒们之间的最大争议便是郊议与庙议。

刘向歆父子

元帝朝初元三年（前４６），也就是萧望之自杀的次年，孝武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这件事，曾被中郎翼奉事先言中。翼奉少君，东海下邳人，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后仓。史载“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他是一个既讲灾异又讲礼乐的儒者。

当元帝就白鹤馆之灾向他询问得失之际，他建议元帝徙都成周。他的理由有二：其一，“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

其二，“汉家郊兆寝庙祭祀之礼多不应古，臣奉诚难亶居而改作，故愿陛下迁都正本。众制皆定，亡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余一年之畜”（《翼奉传》）。

建都洛阳，是当年汉高祖的梦想，其原因是“欲与周室比隆”，加上他的部下都是山东人，不愿入关。但高祖的谋士娄敬很快让高祖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告诉高祖，周积善累德十余世才有天下，周公营成周，以为天下之中，四方纳贡，道里平均，这是以德致人，不欲险阻。而陛下以武力夺天下，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伤夷者未起，所以休想与周室比隆。关中险要，可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即山东皆乱，尚可保全关中（《娄敬传》）。但是翼奉说这番话时，大汉帝国已立国１５０多年，统治已经稳固，山东诸侯王国对中央的威胁不再存在，国家的文教形象已经确立，徙都居中，出镇天下的时机可谓成熟。在翼奉看来，徙都既能一劳永逸地实现节俭的目的，又能带来一次变革国家礼制的好机会，因为汉家“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畜。所由来久，不改其本，难以末正”。因此，礼制变革的核心在于变革郊、庙之祀，这已经触及到了国家信仰与国家祀典中最高的典礼：郊祀天地与宗祀祖先。变革的目标是复古，这与宣帝朝王吉提出的“述旧礼”的主张如出一辙。此外，徙都还有远离边境冲突的好处，这也体现了醇儒们缺乏领土国家的意识。不过翼奉的主张最终在东汉光武帝手中得以全部实现。东汉定都洛阳，其文教之盛超过西汉，但其对疆界的控制能力以及国家的锐气则不如西汉。

正如钱穆所论：“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破毁。”因此，定都成周，恢复古礼的主张，是元、成以后儒家欲将大汉帝国改造为一个纯粹的文化帝国的重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