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焚书

曹操这里的“焚书”，不是“焚书坑儒”之“焚书”，而是焚烧书信。

史载：汉光武帝刘秀消灭河北割据者王郎之后，缴获了很多文件。其中有不少是刘秀部下与王郎私下交往的书信。刘秀故意不去查阅。还令人把这些书信统统烧掉。其目的是让那些曾有二心的人打消顾虑以自安。

曹操剧照

无独有偶。百余年后，还是在河北，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焚烧书信之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于袁丢弃的文件资料中捡出书信一束，尽是许都及军中与袁绍暗中私通之信。左右献计：“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此事不仅见于《三国演义》，《三国志》亦有记载。

曹袁双方对垒，势不两立。有人却身在曹营心在袁，与袁绍暗通书信，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留着后手。对曹操来说，此种做法，实在可恶。照常理，按“左右”所言，顺藤摸瓜，把这些“里通外国者”收而杀之，亦非冤假错案。曹操却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可以原谅。为什么呢？一是当时袁绍力量强大，官渡之战，袁军７０万浩浩荡荡，而曹操仅起军７万迎敌。如此力量悬殊。曹军“闻知皆惧”，就连曹操本人开始对战役前景亦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惧怯袁绍之强，欲留后路，似在情理之中。何况那时群雄逐鹿，部属朝秦暮楚，并非罕事。二是官渡战后，曹、袁强弱移位，袁绍几乎全军覆没，仅率八百余骑逃遁，与之私通书信者，即曾存异心，亦诚惶诚恐，悔之不迭了。更重要的是曹操此时十分需要内部稳定。曹军虚国远征，袁绍虽败，势力尚存；汝南刘备、江东孙策对许都虎视眈眈。如此时在内部进行清洗，势必造成人心惶惶。说不定，会有人畏罪叛逃，甚至于内中起事，反被敌方所乘。正如毛宗岗所评“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

曹操焚烧书信，是其深谋远虑、善于审时度势的一个明智举措。这把火一烧，有效地争取了人心。首先是争取了写信者的心。他们于惴惴不安中听到书信被“尽焚之”，颈上的人头没落地，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多数人更可能从内心感激涕零，矢忠输诚，以报曹恩。正像《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张郃、高览刚降时，曹操说的那番话：“我以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焚书”正是他在更广大范围内“以恩遇之”的一次精彩表演。这就顺理成章地进一步争取了朝廷内外三军上下的人心。对“写信者”尚能宽宏大量，不杀不整，不装档案，“更不再问”，对其他人还能瞅毛病、“穿小鞋”吗？这把火一烧，也争取了时间。人心稳定，而且振奋。曹操便无后顾之忧，率领大军乘胜追击袁绍，取得了仓亭大胜。进而全身心组织打击欲犯许都之刘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能否谅人之过，是一个领导者胸怀素养的重要标志。战国时楚庄王夜宴，风吹烛灭，有人于漆黑中拉其爱姬衣袂企图调戏，姬顺手一把拽掉了那人帽缨来见庄王。庄王听后没有发作，反令所有在座者统统摘下帽缨，后再点烛。此谓著名的“绝缨会”。据《东周列国志》载，后来庄王伐郑，健将唐狡自请率部下百人前行一日，为全军开道。一路奋力冲杀，挡之者俱败。庄王至郑未遇一兵一卒阻挡，大获全胜，准备厚赏唐狡。唐却说：“臣受君王之赐已厚，今日聊以报效，敢复叨赏乎？”原来唐狡正是绝缨会上牵姬衣袂之人。

还有一种说法：楚庄王为秦兵围困，赖一人拼死相救得脱，此人乃绝缨会上牵美人衣袂者，名唤蒋雄。唐狡也好，蒋雄也好，总之因庄王谅人一时之过，竟得拼死报效。曹操尽焚书信，更不再问，写信者是否有人像唐狡（或蒋雄）那样深受感动，拼死效劳，不得而知。但曹操谅人之过，不计旧怨，于是，“天下贤俊皆归之”，不能说和他的这个“以恩遇之”的方针政策没有关系。

曹操谅部属之过，争取众心，决不仅仅表现在“焚书”这一时一事上。早在曹操任兖州牧时，曾任毕谌为别驾从事史。

毕母及家人被张邈抓走，曹操好心打发他去寻找亲人。毕谌却一去不还，和背叛了曹操的张邈搅在了一起。待毕谌后来被曹军活捉，人们以为他准没命了。曹操却原谅了他，说他能孝必能忠，并任为鲁国相。还有一个魏种曾被曹操举荐为孝廉。但张邈背叛曹操时，魏种竟也叛逃了。后来曹操在战斗中活捉了魏种。不仅没有伤害他，还以其是个人才为由重用了他。曹操对于曾公开背叛过自己的人尚且宽大处理，而对曾以书信与敌方联络者不加追究便不足为怪了。当然，曹操对他们的容忍，是在控制局势之后。如在战胜袁绍之前，发现这些信件，决不会饶恕写信者；在毕谌、魏种未被活捉之时，也断不可能原谅他们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与宥陈琳，用张绣，容忍徐母、弥衡当众辱骂等一样，其“焚书”一事确实反映了曹操的雄才大略。

陈寿《三国志》评他“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罗贯中引用前贤的诗“历数奸雄者，谁如曹阿瞒”。毛本《三国演义》引用《邺中歌》“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他既有残暴的一面，杀人许多，又有宽宏大量的一面。类似“焚书”这样的行为，即使是奸雄的表现，也还是不同寻常，值得后人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