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父子与文学
《三国演义》多处提到曹操罗致、重用军事人才的情节，很少提及他与一些文学家、诗人的关系。即使偶尔涉及，大都是给他们过不去的镜头。实际上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与这些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东汉末年，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文学家，最著名的是“三曹”和“建安七子”。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庈、刘桢。以他们为代表的建安文士们的作品中反映出的慷慨多气的艺术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建安文学和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繁荣时期。
“三曹”雕塑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的一个年号。这一段时间正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期。建安文学的这些代表人物又全都出在曹操控制的北方地区。“三曹”是“建安风骨”这一新风潮的领导者。因而可以说，没有曹操集团的倡导与支持，建安文学的繁荣是不可能的。
曹操一向提倡“惟才是举”，本身又颇有文学造诣，被后人称为“千古诗人第一祖”。他对诗情有独钟，与文人气味相投。对于文人学士的期盼近于对军事人才的渴求。王粲劝刘琮归顺了曹操，曹操因此不费一枪一刀得到了荆州，还得到了这位闻名遐迩的才子。然而，对有些文士的招纳却并不轻松。文人们决不是都乐于涉足官场的。阮瑀就是这样的人。曹洪想用他，他不干。曹操慕名约请，他也避而不见，逃入山中。曹操不肯罢休，命人放火烧山，重演了战国时期晋重耳寻找介子推的一幕。阮瑀没有办法，只好出山。还有一位才女蔡琰———蔡文姬。他是文豪蔡邕的女儿。《三国演义》中说，蔡琰在战乱中被北方少数民族掳走，作了左贤王的妃子。她作的《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怜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赎之。匈奴左贤王惧操之势，送蔡琰还汉。”历史上确有此事。
为一才女不远千里，不惜千金，难得！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战火中的文人学士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安全感。荆州有一度曾是战乱中的“安全岛”。不少名士避乱其境。刘表死后，荆州很快沦为战场。随着北方的逐步统一，曹操在邺城建起了自己的大本营。这座方圆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城市，成了曹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文人学士们便从各地云集这一绿洲。建安七子被称为“邺下七子”，也出于这一原因。
曹操对于邺下文士们量才使用，不少人担任了军政文职。
建安七子都曾在曹氏集团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他们有的常在曹操帐下，为其献计献策，赋诗为文。“朝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正是对曹操这种军事文化生活的写照。更多的文人则被安置在邺城，他们有不少时间可以与有着深厚文学造诣的曹丕、曹植谈诗论文，切磋创作经验。曹操还专门在曹丕、曹植的下属官员中分别设了“文学”一职。任职者是当时著名的文士。有趣的是，因为“文学”一事，曹丕、曹植两兄弟还闹了一次小不愉快。颖川人邯郸淳的才学深得曹操“敬异”。曹家两兄弟都很佩服他。于是曹丕提出让他作自己的文学。谁知，曹植也看上了这个人选。曹操当时有意立曹植为世子，就让邯郸淳去见植。曹丕本来就在“吃醋”，而在曹操因立谁为太子征求意见时，邯郸淳又投了曹植的票，曹丕更是不悦。后来曹丕做了皇帝，邯郸淳作了首《投壶赋》上奏，曹丕很欣赏，赐帛千匹，芥蒂也就消除。
王粲等邺下文士认识到曹操平治天下的举措，“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王粲传》注引）于是怀着对曹操的景仰和对他收拾山河，再造太平盛世大业的憧憬，加盟于曹操集团。在邺城，他们受到了曹氏父子的礼遇和宠爱，与曹丕、曹植兄弟建立了有别于主仆之情的深厚友谊。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说：“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曹植诗曰：“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足见他们与这些文士已结成了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文人学士们在这样热烈宽松的氛围中，激发出了高昂的创作热情。
曹氏兄弟对文士们的身后事也十分萦心。王粲去世，曹丕亲率众文士去送葬。他对大家说，王粲生前爱听驴叫，我们都学一声送他吧！于是，墓前响起了一片驴叫声。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好笑，但曹丕作为曹魏政权的“二把手”，不装腔作势，不摆官架子，与文士们打成一片的做法，不也很令人感动吗？“七子”中的阮瑀早亡，留下妻儿，生活十分贫苦。曹丕亲去看顾，并写下了《寡妇赋》，以表同情。阮瑀的儿子阮籍后来成为“竹林七贤”之一，影响越过其父，与幼时曹丕对他们母子的关心不无关系。
邺下文人都是各地的精英。他们从五湖四海聚拢到一起，确实为治理国家、繁荣文学创作形成了合力。但协调他们与曹魏集团的关系，协调文士之间的关系成了一项新任务。
这些人多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志在经邦治国，拯世济民。他们对政治颇为热情，为自己的政治才干过于自信，对仕途的期望值太高，对曹氏父子只把他们待为文章之士越来越不满。同时他们往往又自视甚高而视人甚低，正所谓文人相轻。曹氏父子如果一味对他们捧着供着，轻则瓦解邺下文人集团，重则破坏再造太平盛世的大业。作为文坛领袖人物的曹丕认真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工作，撰写了《典论·论文》一文，重点解决文士们相互轻视的倾向和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不满情绪。他在《论文》的开篇便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对“七子”的优缺点直言不讳逐一作了评论。劝告文士们不要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要善于自见。并进而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事翰墨篇籍工作照样可建“千载之功”，可与幽而演易的文王、显而制礼的周公一样流芳百世。劝他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热爱本职工作，用文章为一统大业鼓与呼。曹魏集团与个别文人之间曾发生过冲突，特别是“持不同政见者”孔融被杀，在文人阵营中引起了一些震动。但曹魏集团在事后注意淡化这一事件，不使文人们产生对立情绪。
曹丕尊重历史，在文章中公开承认孔融在文坛上的地位。整体讲，文士们与曹魏集团的关系、文士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协调的。
建安时期，军阀混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而文学上，特别是诗歌上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升起了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形成了非同凡响的“建安风骨”。连唐代大诗人李白也为之赞叹“蓬莱文章建安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而出现这样的奇迹，确实应该为曹氏父子记上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