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女传》的渊源及影响(3)

增补续写《列女传》者历代有之。前举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上，已画有“班姬辞辇”、“汉和帝后”的内容。前者见班昭《续列女传》，后者当为汉魏以后人增续的内容。此外，增续、注解《列女传》者大多为女性，可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清代两种学术水平最高的《列女传》整理著作，也出自两位女性。即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和梁端的《列女传校读本》。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曰：“刘向《列女传》为现存最古之传记书，清代为之注者有王照圆（郝懿行妻）、梁端（汪远孙妻）两家，而王石渠、伯申父子及王南陔亦各有校条。”《清史稿·列女传》亦缘此合二人之传。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叙录并比较二家之注，赞曰：“闺房之秀，南北并出，此前古所无也。”纪传体史书中设《列女传》也成了定例。二十四史中之《后汉书》、《晋书》、《魏书》、《北史》、《隋书》、新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乃至《新元史》、《清史稿》等均有列传。

《列女传》于传主事迹的最后，皆引《诗》、《易》、《论语》之句为证，多以“此之谓也”作结。如“有虞二妃”末云：“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纯而行笃。’《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谓也。”其中引《诗》最多，甚至文中也引。引《论语》作结三条；引《易》作结两条。这样的体例与《韩诗外传》非常近似。在《新序》和《说苑》中，直接取材甚至照录《韩诗外传》的内容是相当多的。可能刘向歆父子在编校时参照了《韩诗外传》的体例。这与班婕妤《自悼赋》中“陈女图以镜鉴兮，顾女史而问《诗》”的伦教方式是一致的，也可以算得上是汉代的一种《诗传》形式，它使得《列女传》符合经学的规范。

从儒家的伦教传统来看，先秦儒家倡言之修齐治平之说，实始自男女夫妇之伦理，以此作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根基。故《诗》以《关雎》始；《易》以《咸》、《恒》对《乾》、《坤》。

《荀子·大略》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汉儒特重此义，故刘向《列女传》标举《诗》义，既言女性的楷模，所谓“兴国显家可法则”者，又言女性的败类，所谓“孽嬖乱亡者”。其目的并不是为妇女写作教科书，而是给帝王和君子们作为镜鉴。其最直接的指向是成帝后宫的荒淫生活。这与后世女教渐重女性贞顺与节烈，伦理观念趋于狭隘的旨趣大不相同。故《明史·列女传序》曰：

“刘向《列女传》，取行事系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魏晋以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盖晚近之情，急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里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能。”臧庸在为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作的《序》中，亦有感慨：

“窃以三代治乱之原，多本女德；士大夫兴衰之兆，亦由妇人。

考之于古，验之于今，昭昭然若黑白之分矣。中垒斯《传》，为垂世立教之大经，士人既多所不习，女子又鲜能通此，古道之不兴，盖由是矣！”

还值得注意的是，《列女传》既开创了女性人物类传的体裁，又开创了社会边缘人物类传的体裁。这种体裁不同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主流人物类传，其文字短小简洁，事迹往往往出于传说，又往往配有颂、赞或图谱，易于传颂宣教。

后世的《列仙传》、《列士传》、《孝子图传》尽管非刘向所作，但皆依托于刘向名下。而《隋志》所录中古之世诸多《高士传》、《逸士传》、《逸民传》、《高隐传》、《高僧传》、《名僧传》、《众僧传》、《孝子传》、《孝友传》、《名士传》、《童子传》、《幼童传》、《美妇人传》、《神仙传》、《说仙传》、《集仙传》、《洞仙传》、《列异传》、《鬼神列传》等等，当皆发韧于《列女传》的编校，受其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