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精兵简政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死，柴荣继承皇位，即后周世宗。在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的高平之战中，樊爱能、刘徽等将领脱逃，险些导致战斗失败。高平之战结束后，柴荣想诛杀樊爱能、刘徽等人以严肃军纪，但一直下不了决心。

柴荣

战后的一天，柴荣躺在行宫的床上翻来覆去，思考是否严惩樊爱能等人的事情。正好禁卫部队的将领张永德在旁边，柴荣就问张永德的意见。张永德说:“樊爱能他们本来就没什么大的功劳，根本没资格当将军。这些人望敌先逃，就是死也抵不了他们的罪责。况且陛下正想平定天下，如果军法不严，那么就是有勇猛之士、百万大军，又有什么用呢？”柴荣听张永德这么一说，把枕头扔在地上，大声叫好，下令把樊爱能等70多名临阵脱逃的将领全部拘捕。柴荣训斥他们说：“你们都是历朝老将，不是不能打仗。在高平望风而逃，不是为了别的，是想把我像货物一样卖给敌人。”柴荣下令将樊爱能等70多人全部斩首。刘徽以前有战功，柴荣本想赦免刘徽，但因为军法必须执行，柴荣就下令将刘徽也一同斩首，然后用车子将刘徽的尸首送回老家安葬。

从此以后，那些向来骄纵不法的士兵和将领知道了军法的严厉，不再敢违法妄为了，后周的军队建立起严明的军纪。同时，柴荣对高平之战中的有功之臣都委以重任，提拔将领只看功绩不看资历，有士兵因为立功而直接被提拔为将军的。

以前，五代的其他朝代对军队的管理都很松，生怕管严了伤了人情。而管理松懈导致军队机构臃肿，老弱病残占了军队的大多数。不仅如此，军队在朝廷的姑息迁就下变得十分骄横，不听指挥，打仗的时候不是逃跑就是投降。五代的时候各个朝代灭亡那么快，大多都是由于军队作战不力造成的。

高平之战中，部分军队临阵逃跑差点让后周亡国，柴荣对此痛心疾首，下决心进行改革。柴荣对手下说：“兵在精不在多，现在100个农民也养不了1个士兵，怎么能用民脂民膏养一些废物呢？再说良莠不分，怎么激励众人？”于是下令各军进行大规模的检查挑选活动，精锐的提升到上军，老弱病残逐出军队。因为精锐的士兵大多在地方，又下令地方把精锐的士兵都派到京城参加挑选。柴荣任命禁卫部队将领赵匡胤负责从地方的士兵中挑选最精锐的士兵组成新的禁卫部队，剩下的士兵再由其他将领挑选组成其他各种部队。经过整顿，后周军队士兵素质增强，战斗力大为提高，是五代十国其他时期所不能比的。

柴荣执政时期，后周政权不仅面临着外部敌人的威胁，内部也有诸多问题急需处理。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困苦，给予人民精神寄托的佛教在中原盛行起来。佛教的发展有利于文化的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寺院向来拥有免交赋税的特权，为了逃避赋税，越来越多的人出家为僧为尼，纳税人口减少，政府的财政日益困难，同时，军队的兵源也难以为继。佛教的过度发展已经危及到国家政权的存在。

为了维护统治，柴荣下达了限制佛教的命令。按柴荣的命令，只有经政府同意开设的寺院才能够存在，其他未经政府同意开设的寺院一律关闭；出家的人必须在祖父母、父母、叔伯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出家；只有京城和另外4个大城市才能举行出家的仪式；禁止僧侣有自杀、自残等违背伦常的行为；各地建立僧侣的档案，僧侣有死亡、还俗的，随时更改。经过整顿，中原地区共有3万多座寺院被关闭，只剩下2000多座寺院，不到原来的1/10，中原地区的和尚被削减到4万多人，尼姑为1万多人。

当时因为民众都把铜钱熔化了来做佛像，结果导致铜钱缺乏，商品的流通受到严重影响。柴荣下令：除了官府的必备铜器、武器和寺院的钟磬钹等铜器外，民间的铜器和佛像一律在50天内交到官府，由官府收购，集中销毁铸造铜钱。过期不交的，藏匿铜五斤以上的判处死刑，五斤以下按藏匿的量分别判刑。柴荣对手下说：“你们不要对销毁佛像有所顾虑，佛教是教人行善的，只要是行善就是信佛了。那些铜像难道就是佛吗？我听说佛为了他人连自己的眼睛都可以给，如果朕的身子可以来周济百姓，朕也不会吝惜。”

柴荣的限佛法令大大削弱了佛教对世俗的影响，增加了纳税人口，对后周的富强起了一定作用。但过于限制佛教，也成为了佛教文化的一场浩劫，极大地破坏了佛教的发展。不过柴荣不迷信偶像，全心为民众的做法还是值得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