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父子与建安风骨(3)

曹植的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其风格上都明显地反映出曹植一生两个时期的迥然不同。前期，他在父亲的庇护下生活，很得其父的宠爱，所以对生活充满信心，更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反映在诗歌中，基调是开朗、豪迈的，充满昂扬的精神。在《与杨德祖书》中，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表示高度自信，但却不甘心仅仅做个文学家，功名事业对他有更为强烈的诱惑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国为民建立一番功业，使自己因而名垂后世，这是他的最高理想。《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文学代表作。诗中塑造了一个英俊勇武、不怕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诗末写道：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歌咏壮士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精神，也就是作者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自我抒写。除此之外，《箜篌引》《名都篇》《美女篇》等等，也都是借景抒情、借物咏志的优秀作品。

曹丕上台后，对曹植进行了迫害，因为他很嫉妒曹植的文才。相传，有一次，曹丕命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暂时间内作一首诗，作不成就行“大法”。曹植略加思索，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中以萁豆相煎比喻骨肉相残，一语道出：曹丕，你为我之兄长，何苦这样来迫害我呢？

由于兄长的迫害，曹植为国建功立业的愿望受到压抑，所以在他后期的诗文中，又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在情调上也因壮志难酬和横遭迫害而显得隐曲深沉，许多地方甚至流露出无限的哀伤和极度的忧愤。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赠白马王彪》。在这首诗中，诗人一反那种隐晦曲折，哀怨如诉的笔触，以充满激愤的情调，不加掩饰地倾吐了内心郁积的曲折复杂的感情。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五月，曹植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一起到洛阳“会节气”。曹彰到洛阳后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了。同年七月，曹植和曹彪同归封地，本想同路而行，顺便一叙阔别之情，但监国使者不允许，强迫他们分途。这首诗就是和曹彪分手时怀愤而作。这首诗共七章，前面有序。前两章写离洛阳东归封地，对京城的眷恋和旅途的困顿。第三章写兄弟被迫分途，对小人离间骨肉、播弄是非的愤慨。第四章描写秋天原野的萧条景色，感物伤怀，无限凄惨。第五章追悼曹彰暴死，联想到自己也朝不保夕，不禁悲惧交集。最后两章写诀别时对曹彪的慰勉，然而却抑制不住自己悲痛、矛盾的心情。诗中，诗人以无法按捺的激愤，痛骂专横残暴的监国使者，直斥他们是“鸱枭”，是“豺狼”，是“苍蝇”。监国使者是皇帝的特使，是代表皇帝监视诸侯的，骂监国使者，实质上也就是对曹丕迫害他们兄弟的行为的控诉。

由于曹植后期生活上毫无自由，政治上看不到出路，思想上感到压抑而又无法摆脱，于是就只有通过幻想，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求自由和解脱，借升天凌云来发泄苦闷。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曹植在这期间写了不少游仙诗。如《仙人篇》：“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五湖咏》：“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远游篇》：“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这些诗句都是有感而发。屈原在《远游》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曹植写游仙诗与屈原写《远游》的思想感情和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曹植一生的实际遭遇，使他在思想上消极遁世，这种思想对后代特别是对晋代和南北朝诗人如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等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曹植诗歌在艺术创作上有突出的成就。他学习汉乐府民歌，创作五言诗，对中国古代五言诗体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借助于其他事物来进行譬喻和象征巧妙地加以表达。如《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当时，他的好友丁仪、丁廙兄弟被曹丕所杀，而他却无为营救，为抒发自己的悲愤，他写下了这首诗。但他不是直书其事，直抒悲恨，而是通过具体的形象间接地表达。他用“风波”比喻险恶的环境，以“利剑”比喻权力，以“投罗之雀”比喻遇难的朋友。少年捎罗救雀是假想有人来救难友。

在修辞手法上，曹植也超脱乐府古辞中句与句之间的“顶真”手法，发展为章与章之间的“顶真”，如《赠白马王彪》一诗，全诗共七章，除第一章外，其余六章的后一章首句必和前一章末句相呼应。后一章用前一章的结尾来起头。这样，不仅使全诗的音节更加合拍，匀称，增加读者的兴趣，而且由于各个章节之间的上递下接，层层相因，使这首长达七章的诗篇在结构上联成一个整体，在思想感情上一层深一层，而读者的感情也随之起伏，深深地被诗歌所吸引。